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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长江下游的扬州,并列为当时全国最繁荣的两大工商业都市,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这一切为当时成都空前繁荣的游乐习俗,铺下了厚重的基石。游乐休闲的概念也从官吏“繁殖”到了普通百姓,被赋予更广阔的意义。
唐宋时期,成都游乐之风十分盛行,市民常在各种民间节日中尽情享乐。翻开史料,不得不佩服成都的“造市”工夫,成都的“十二市”让百姓在一年中“获利”颇多。一月灯市、二月蚕市、三月花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十二市既是民俗活动,又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象征。就拿药市来说,繁华的市场汇集了各种名贵药材,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买卖者,就有人不断在药市走来走去,图的就是闻闻空气中的药味,以驱邪保健。谢元鲁说,这些民间游乐其实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既在精神上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又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可谓一举两得。
城市结构也是成都游乐文化发展的“帮手”,山、水错落的排列,让踏青、游江具备了“先天条件”。农历二月初二踏青节,是春天郊游的节日,即便在今天也能捕捉到影子。“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到郊外游玩,平时十分安静的山野,在这一天到处都能听到人们的歌声、笑声,人来人往,场面好不热闹。与踏青遥相呼应的是农历四月十九的众人游江,其声势、规模都远远超过踏青节。在谢教授的描绘中,当时的锦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江面彩舟扁扁,江岸人山人海。游江习俗的受重视程度从船上的阵容就可窥见一斑,太守带头,泛舟而下,锣鼓喧天,气势磅礴。岸上,从百姓到官员都盛装出席,外州县人更是不惜长途跋涉。甚至借来盘缠也要一睹成都游江的盛况。
唐宋众乐乐的游乐景象犹如一幅生动而华丽的图画,说它华丽在于游乐品位的提升。名目繁多的游乐项目促成了成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游乐的“头衔”接踵而来———诗之城、音乐之城、绘画之城、花木之城、戏剧之城。所谓诗之城,据史书记载,成都是词的发源地,诗人很多,著名的大诗人在成都留下的诗词不计其数,光是描写锦江的诗词就达到1000多首;而戏剧之城更是实至名归,川剧至今在全国来说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更有“蜀戏贯天下”之说;音乐之城,看看今天永陵博物馆内的二十四伎乐,就能找到答案。
明清纳景入家
游乐之风到了明清及近代有些“衰落”,谢教授的介绍听起来有些“关门闭户”,成都人到此时开始把风光请进家门了。
自唐宋以来,中国经历了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的战乱,但在百姓心中成都仍是居家的理想之地。经济文化的衰落导致了休闲文化的衰落,民间游乐活动开始“回巢”,重点落在了居家环境的修饰上。到了明清,市民把居住环境装扮得十分雅致,有“小北京”之称。说成都是“小北京”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成都和北京一样,城市很大气,市民的生活过得十分悠闲;二是生活环境相似,住的都是院子,不同的是北京是四合院,成都的院子并不特别且无规则;三是北京人和成都人都喜欢在家里养花养草,用今天的话来说,把居家环境营造得“小资”而温馨。
当然,游乐生活的传统不会在明清及近代“销声匿迹”,花会、大庙会的习俗从那时延续下来了。旧时成都人有二三月赶花会的习惯,只是当年的花会是当时庙会与农贸市场的结合。那时青羊宫大门外的两旁还是麦田,麦田里搭有竹棚,上盖篾席、下垫木板的通房,一排房隔为数间,按经营种类集中,农贸、百货、饮食、曲艺、杂耍等百业,借机在此设点叫卖。
记者张珏娟
实习生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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