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这里不妨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从《曾国藩家书》中看，他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他四十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曾国藩（见左图）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那么，他所欠的近千两外债与他的俸禄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这要从清代俸制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6年的岁俸才只有930两，身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钱不花，也要等6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这对人到

中年的他来说，是多么地丢人和难堪。

　　虽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米，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一千两，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剩下七百两，以两百余两在省城还账，带四百余两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

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他的俸银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挥霍，是被盗，是丢失，还是偷偷给了二奶？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怀疑的人思考。那么，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清代的工资发放，始终奉行的是一条低薪养官的原则，清朝文官的正俸标准不算高，如果仅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达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当时也是物价涨得比胡子长得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长得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和许多人一样，其薪情与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带着一家老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两银子，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象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地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始根源，这一现象也从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

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儿花花，他为何要强忍欲望而作弄自己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处。曾国藩曾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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