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确实也有呼应之处。《资治通鉴》把皇后厌胜的事件记录在永徽六年六月，断后母柳氏不得入宫也是六月，七月是吏部尚书柳爽被贬官，然后记载的是李义府推动废王立武的经过和长安令裴行俭因为议论废王立武事遭到贬官之事。观察《资治通鉴》的这一系列叙事安排，除了没有提到厌胜事件之后皇帝曾经废后的举动没有成功以外。增加了裴行俭贬官一事，其他过程都是基本一致。而从皇帝怒不可遇，不仅断了皇后母亲入宫，而且连续对皇后的舅舅柳爽进行贬谪，一气之下提出废后是完全可能的。

　　比较而言，究竟是小公主之死引发废后举动，还是皇后厌胜事件引发废后动作呢?小公主之死，当在永徽四年，最晚是永徽五年初，因为三年七月以后李弘出生。五年十二月李贤出生，公主只能生死于期间。厌胜事件在永徽六年六月，距离废王皇后的九月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废后宣布之时距离小公主的死亡已经一年有余。《新唐书》等坚持小公主之死，导致皇帝有废后之念，然而只有皇帝的心理活动，未见任何举动。而厌胜事件则不然，皇帝先断柳氏不得入宫，然后连续贬官柳奭。所以，真正引发废后举动的是厌胜事件而不是公主之死。

　

　站在写史之人的角度看，把公主之死与王皇后的废黜联系起来，用意其实不在皇后废黜史的研究，真正的目的在于攻击武则天丧尽天良。

　　《讨武曌檄》为什么没有提及公主之死?

　　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在人物评价体系上，从来就有人性指标这个向度。即使在政治活动中，也要时刻遵守人性的基本原则。“杀妻求将”就被看做是违背人性的可怕做法。一个人的善恶品评，根本之处在于人性的底线是否能够坚持。而传铳政治，要求的贤人其实就是好人，好人就必须经得住人性这条品评标准的考验。

　　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攻击与表扬，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公元684年二月，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元文明，中宗虽然在位，皇太后临朝称制。同年九月李勋孙李敬业在扬州起兵，以讨伐武则天匡复唐朝为号召。在行为上，李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谎称太子李贤尚在，所有旗号都打着李贤的名义，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有利是原则。
　　
　　与此同时，文学家骆宾王亲自为李敬业书写了 著名的《讨武曌檄》。因为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檄文也有政治

动员的功效，所以攻击武则天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甚至攻击武则天“弑君鸩母”，说她杀害了唐高宗和自己的母亲(这当然是没有的事情)。武则天“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这句话讲的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唐睿宗虽然名为皇帝，其实是囚禁在别宫之中，却没有提及武则天杀害小公主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哪帕仅有一点点传言，骆宾王能不加以利用吗?想一想，如果武则天又杀母亲，又杀女儿，这种形象那多有利于造反者啊。但是，这篇著名的檄文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说明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传言。

　　武则天杀死亲生女儿这种说法，在唐宪宗时期成书的《太唐新语》中也没有出现。最早提及这种说法的应该是《旧唐书》之《武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曰”，而到《新唐书》的时候才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我们从现在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录文字可以看到，武则天杀人的过程是被全程记录的。一方面说武则天杀人只有武则天一个人知道，而且她不可能对别人再提起，另一方面却有一个现场全记录。这个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五代北宋以后才出现的。

　　公主之死可能的原因

　　我们还是回到小公主之死这件事上来。公主确实死了，这是真实的。到底什么原因呢?专家就怀疑过婴儿猝死症。婴儿猝死症是新生婴儿头一年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其发生率在每千名活产婴儿中约有2～3名的死亡率，典型的婴儿猝死症好发于一向看似十分健康的2～3个月大的婴儿，小于2个月或大于6个月的婴儿较为少见。婴儿猝死症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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