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

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

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