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喦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喦回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党，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喦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

乎只是当日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彩云秋后治’”， 毓喦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净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末代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

野。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

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从一个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的是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的时间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师设定的陷阱，尽全部可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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