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开府治事,治理蜀汉朝政,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逝于北伐军中,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实行对内以法治蜀,对外联合东吴、共抗曹魏的战略方针,维持了蜀汉政权与魏、吴两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其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先后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直至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掌握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盛衰。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选择,而蜀汉王朝在人才方面则受到地域条件的制约。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习凿齿所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究其原因,乃是刘备于汉末诸侯割据混战之初屡战屡败,一直无法建立基业,直至赤壁之战占据荆州后才稳定下来,后虽进据益州,并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奠定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早在赤壁之战前,中原人才已几乎尽归
曹操,江东的孙氏兄弟也招揽了相当一部分人才,刘备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关、张、糜竺等人之外,只有荆、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说“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后来,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刘备大败,关羽、张飞、马良等身亡,黄权降魏,法正、黄忠、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汉政权蒙受了严重的人才损失。诸葛亮秉政以后,受客观条件制约,其选择接班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数量少,而且质量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楚之士清,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王夫之的这番评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状况。此外,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除了注重个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与其治蜀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
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祎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 ,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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