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姑苏，土特产众多，诸如碧螺春茶，东山枇杷，阳澄湖大闸蟹，盛泽丝绸，苏绣，檀香扇等。而在近代，科举文化塔尖的状元，早被人戏称为苏州土产了。

　　苏州状元之多，冠绝中土。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清代“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顺治朝有状元孙承恩、徐元文，康熙朝有状元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允肃、陆肯堂、汪绎、王世琛、徐陶璋、汪应铨，雍正朝有状元彭启丰，乾隆朝有状元张书勋、陈初哲、钱棨、石韫玉、潘世恩，嘉庆朝有状元吴廷琛、吴信中，道光朝有状元吴锺骏。大清六朝，苏州状元竟有二十人。以区区一府之地，出了如此多的状元，实为奇迹！有趣的是，所谓“三鼎甲”的状元、榜眼、探花，有相当数量出自一门，这在当时各州府洵属罕见。父子鼎甲，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乃至兄弟祖孙鼎甲，亦累见不鲜。苏州科举的发达，功名的显赫，真谓天下第一，乃其地缘文化的一大特色。

　　那么，状元何以成为苏州土产的呢？按余之拙见，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

举时代，名门望族都把读书做官、代代科名，视作家族可持续发展的正途。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一语道出天机:“缙绅家非奕世科第，富贵难相长守。”处于相对安定的权力社会，官本位吃香；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欲出人头地、长保富贵，唯有参加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经济，才是最简捷、最有效的路子。世家大族子弟以科举跻身通显，很快进入国家权力圈子，从中获得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回报。读书、做官、发财三位一体，中心一环就在“奕世科第”。科举与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是刺激江南、苏州读书人发愤苦读、一举成名的最大驱动力。这里的科举拔萃、状元众多，也就势所必至。

　　状元之为苏州土产的另一因素，在于苏州的地缘文化优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明、清以降形成了发达的文化，不但素有尚文化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学风气浓郁，而且教育较为普及，读书蔚成民风。清代官场有句俗话，“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南北士风的差异，彰显了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不同。苏州的文化世家遍于域中，而这些文化世家往往也是科举世家、官宦世家。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对清代状元及常熟科名作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

共有状元九十三人，其中以苏州为主的江南一省即占了四十五人，而常熟一县即有六名状元，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间两夺大魁。

　　由于江南进士量多质佳，迈入仕途后升迁迅速，居于权力要津，并逐步结成地缘关系网。清朝汉族大学士人数，江苏以二十六人居各省之首，这二十六人中就有十七人属于苏州一地。状元出身的高官常主持科举考试，如乙卯科由癸丑状元韩菼主考，丁巳科则以丙辰状元彭定求主考。这些苏州状元出身的主考官，对江南和苏州举子带来不少好处，提掖乡党后进自不在话下，“一时奔走声气者，遂先期辐辏于其门，场屋中多幸进者”。(《郎潜纪闻初笔?卷三》)如光绪己丑科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翁想点费念慈为状元，与李商量，但李已得张孝谦卷，坚持不可易，可翁相争不让，结果以一科出两状元告终。拥有这种地缘人脉的苏州，考生与考官间的良性互动，能不状元作土产么！

　　苏州盛产状元的奥妙自然非止上述两端；但仅此两端，即可促成苏州的科举产业化，状元地域化。说状元没几个有真学问，毛泽东的话有些道理，恐亦失之武断；发轫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到了清代日渐演变为应制八股，使读书

人埋头古纸堆，钻牛角尖。与科学、民主的世界潮流相比，科举制明显的落后了。不过，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对状元这个苏州土产，仍当作为一种地缘文化现象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