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来临之际，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裁员便成了一个方便的选择，美其名曰“瘦身”。一些文化事业单位搞改革，也时不时地祭出“裁员”大棒，以从反面教育员工努力工作。其实，上至一国，下至一单位，裁员之事的利弊得失向来不可一概而论。近日读史，愈加感受到了裁员与事业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国家而言，裁撤冗员可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财政的目的，如用之得当，必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员之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现在，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

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10道，共设300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腐败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 643人，可到了宋

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1.7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9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爵位还可继承，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多个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

里列出的皇亲有10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1.5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30%—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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