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

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石原莞尔的命运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

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目光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一个人不是。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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