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独立阶层的意识，从而具有了更强烈的自为意识。

　　唐代中期以前，乡里组织还是国家行政组织系统的一部分，名为乡官制，乡官由县府委派，汉代大乡的啬夫还有一定品秩，称为“有秩啬夫”；唐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由郡县两级制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县官成为最基层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层乡官制则渐渐演变为百姓轮流充任的职役制--里甲组织。

　　在造成基层组织性质转变的众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断增长，这一点在晚明尤为凸显。随着地方行政区划越分越多，地方事务也越来越复杂，朝廷无法再委派众多乡官去管理乡村，而从财力方面看，官僚队伍日益膨胀，也令政府不堪重负。基层组织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变为间接控制，从而为士绅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晚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绅士统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自明代中期以后，大量生员、监生和举人由于仕途不畅而沉淀在乡村，他们享有政府所赋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权，有着共同的社会活动、生活样式和世界观。而有过职场经验的绅与赋闲乡

间的士之间又因科举、学校、诗社、文社等媒介而结成师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渐瓦解也增强了他们共同的维持乡村秩序的领导角色。绅士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向乡里民众提供利益“保护伞”而获得支配权力，同时也在官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

　　现在，一个声色俱全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缓冲地带出现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乡村宗族，中后期，缙绅世家活动空间开始以城镇为中心。如果说国家对市场的卷入造就了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货币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权与绅权的起伏消长则催生了一个市场友好型社会。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以消费者乃至生产者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中，无疑赋予它以足够的理性与合法性，他们的倡导与鼓吹消除了人们对市场的恐惧与偏见，他们对消费浪潮--家居、饮食、旅行、出版--的引领更是激发了人们此前种种被压抑与隐藏的需求，从而以化精神为物质的方式推动着消费社会踏歌前行。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唐寅的《阊门即事》中弥漫着如此浓郁“脂粉气”和“铜臭气”，这

在以前的文人诗词中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商人的后代，唐寅曾被赋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三十岁那年，他由于身涉北京的科场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若是在前朝，唐寅难免在充满美人香草孤芳高洁意象的诗文中郁郁终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够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过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诗文字画为世人追捧，行销于时，可谓自觉的流行文化的制造者与受益者。

　　经历了晚明消费欢歌，那些不再汲汲于“货与帝王家”的士绅，转而从市场中汲取了物质力量，以更形独立的姿态在小民与皇权之间折冲樽俎。一个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的雏形第一次以相对清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晚明消费社会因王朝兴替而暂时瓦解并不意味着士绅阶层的湮灭，他们的故事注定要在有清一代再次携时代新风而轰轰烈烈地上演。晚明不是终点，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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