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德川家康还命本多正纯和长谷川藤广分别写信，托到日本贸易的应天府商人周性如带给福建总督陈子贞。本多正纯在信中说，家康素有与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请于明年福建商船开来长崎时，秉承明帝的旨意，送来勘合，果能如此，则在秋季信风起后，必派使船一艘赴明。长谷川藤广在信中亦说，如明朝发给勘合，自己当亲任专使前往明朝，重修两国旧好，年年往返船只，互相交易。但明朝并无予以答复。尽管如此，德川家康仍一再鼓励明朝商人到日本贸易，给予他们各种优惠和安全保护。据说在1610年底，德川家康曾邀请一位犯禁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人到他的静冈城堡，给了他一张准许自由进入日本的朱印状，答应保护其航行安全及在日本的贸易活动。这种朱印状是颁发给日本本国商人作为到国外贸易的特许状，写明商船到达的目的地，并盖有朱色关防。它一般仅发给日本船主，德川家康将之送给中国商人，显然是鼓励他们到日本贸易。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海禁政策，实际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就已名存实亡，这从福建巡抚陈子贞的《海防条议》中可以看出:“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

，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将来沟通接济之害始不可言。”自此之后至明亡的30多年里，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一直在增多。1611年8月，据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到江户报告，这年开到长崎的外国船只共有80余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1612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时开进长崎港；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2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3月6日，又有漳州商船载运大量的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至于日本本国到东南亚一带贸易的朱印船，却因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和要求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而被完全停止，到1639年日本实施“锁国政策”，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外商到日本贸易时，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量反而急遽增多。据记载，在3月24日和9月17日之间，有93艘明朝商船载运货物到达长崎；1641年则达到97艘的空前数目。此时到达日本的明朝商船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在长崎、平户、五岛、大村等肥前各地和萨摩、博多或纪伊等地停泊，而仅能被限制在长崎一个港口停泊。至于明朝国内，则因陷入朝代更替的政治动动，已无暇顾及再次改变与日本的贸易政策，故终明之世，与日本的贸易仍

然属于严禁之列。

　　综上所述，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明太祖首先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误将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作为El本国王与之交往。而当进一步了解到实情之后，他又断然却其贡，转而在沿海加强海防，实行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明成祖继位之后，由于室町将军义满主动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并协助捕捉倭寇，故明成祖恢复其朝贡贸易，且赐予百道勘合。但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明朝是将之作为羁縻海外国家的政治工具，而日本却认为是一种营利的商机，因此形成了矛盾。明朝为了控制大量入贡的日本商人，不得不实行限制政策，遂使日本各大名、寺社为争取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并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嘉靖倭患”。通过平定倭患后，明朝不得不改弦易辙，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布开放海禁，但对日本的贸易仍实行严禁政策。

尽管德川家康极力想恢复日明贸易都无济于事，不过，在德川家康的极力鼓励和招徕下，大量的明朝商人为利所诱，无视禁令，纷纷涌向日本贸易，使明朝对日本的海禁政策已名存实亡，惟有听之任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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