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則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

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 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

　　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

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 “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

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