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耶稣会友拉扎罗·卡塔内奥(即郭居静神父)一同前往北京。在此次旅途中，熟知音乐知识的郭居静神父领悟出汉语语调，在他的帮助下，利玛窦着手编撰第一部中文字典，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能保存下来。

　　两次进京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一行人到达北京。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缺乏信任，因此拒绝接收这些传教士。在王忠铭的建议下，利玛窦等人于1599年返回南京。在他与会友暂居南京期间，很多博学的官员纷纷前来拜访，其中包括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李贽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利玛窦评价道:“现在，他能够流利使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文字写作，行为举止也符合我们的标准。他修养极高、待人接物坦诚直率，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找不到能跟他相媲美的。”

　　第二次进京的时机来临时，利玛窦毫不迟疑地把握了机会。途经山东临清时，当地税吏下令将利玛窦和同行的会友扣留了半年，还没收了他们打算呈献给皇帝的一些礼物。经历艰难险阻的利玛窦一行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他们将两座自鸣钟、三幅油画、一架大西洋琴、几只威尼斯三棱镜和奥特利乌斯的《世界概观》等礼物呈献给万历皇帝。万历收到礼物很高兴，于是下旨允许他们留宿宫中，向太监传授修表和弹琴的技艺。

　　随后，利玛窦等人迁入外国使者住所居住，在那里接受了很多来访者，其中包括来自中东的旅客。其时，利玛窦得出结论，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Cathay)就是指中国，并将这一结论告知了印度和欧洲的耶稣会会友，后来，葡萄牙修士鄂本笃经考察确认了利玛窦的结论。

　　1603年首次出现由利玛窦编撰的天主教教理著作《天主实义》，供第一批皈依的教徒阅读。1604年，中国脱离耶稣会日本教区时，利玛窦是该教会中国教区的最高负责人。然而，他的文化融合方式在耶稣会内外都遭到反对，为此，他于1609年出版了《辩学遗牍》来维护自己的观点。然而，对其文化交流方式的争议在他去世后有增无减，并最终促成了康熙年间的中国礼仪之争。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28年里，编撰了约20本书籍，有的介绍科学知识，有的属于其他范畴。他的5本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科学著

作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起名为《乾坤体义》。

　　1607年，利玛窦和学生徐光启共同完成的6册《几何原本》翻译本出版。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评价了他的另外5本非科学性质的书籍。

　　不同文化和科学交融之路

　　常年的紧张和疲劳损害了他的身体。1610年5月11日，57岁的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明朝皇帝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求，允许将他葬在北京西郊名为“滕公栅栏”的墓地。19世纪，“滕公栅栏”交由马利亚会友看管。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墓地遭毁坏后又历经重修。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次遭到破坏，之后得到局部修葺。1963年，参加梵蒂冈理事会的中国教区主教联名请求教皇为利玛窦主持宣福仪式(教会宣告逝世的利玛窦因功德升天列入“真福品位”)。

　　16世纪的欧洲人踏上发现新大陆之旅时，在商人、士兵和冒险家以外，还有一类离开故土前往遥远国度的人群，那就是传教士。他们怀着将福音散播到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信念，历经那个时代难以置信的英勇壮举，到达很多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利玛窦是耶稣会士

中通过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使用欧洲科学的新方式来传播福音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后，掌握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纷纷来华出使。利玛窦的各项成就，特别是他对纪年法进行的改革，让他享誉明朝朝廷。在克服各种困难后，他终于在17世纪末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得到皇帝的谕旨，在全中国传播天主教并接受任何愿意皈依的人入教。与此同时，传教士在中国宣扬天主教的问题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几十年后清朝皇帝下令禁止传教活动。

　　最终，利玛窦成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和宗教方面交流的典范。

　　从文化角度剥光西方神学的衣物，再给它穿上容易被人理解的新外套的做法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或许至今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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