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子奇率13万叛军，于至德二年（公元 757年）正月二十五日进攻睢阳。张巡得睢阳太守许远告急，旋率将士3000余赶赴睢阳。宁陵至睢阳很近，即使步兵，半日亦足以赶到了。与许远合并一处后，将士共6800人。即日与叛军接战，连续拼杀十六昼夜，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获车马牛羊”。尹子奇攻城不下，承夜退去。其退兵时间，应在二月之中。

此次接战，张、许大获全胜，且收获车马牛羊。虽未云具体数目，但除作战斩获之外，因叛军为连夜撤军，以其10余万众的规模，所遗亦应可观。舍马可充战马外，牛羊则可充军粮。而睢阳城内存粮本有六万斛之多，当时一斛约等于现在的60升，六万斛即合现在的 360万升。但虢王李巨坚持要将存粮的一半分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虽据理力争，卒无济于事，因此睢阳只剩下一半存粮，相当于现在的180万升。《新唐书》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即是军民之总数为六万左右。除去张巡带来的3000人，原来的5万余人可用存粮支持半年。多了张巡的3000人后，即使支持不了半年，也应可支持五个月。故粮尽之日，应在七八月之间。闰八月南霁云对贺兰进明说睢阳“不粒食已弥月

”，时间是差不多的。存粮殆尽时，“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按此处“千余人”，力不能拉弓，当指将士而言。

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时间为八月和闰八月，其第二次求援归来，为闰八月十五日。南霁云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又在宁陵借得三千兵，而最终杀入睢阳重围的只有约一千人。但他们同时“驱贼牛数百入”，抢粮心切，夺叛军之牛，应是他们损失惨重的原因。但这数百头牛，加上战马，因值夏日，若善藏腌制，舍百姓不计，应可支持2000将士一段时间。而城破之日为十月九日，据闰八月十五日不足两月。此类缑粮应是差不多的。

尹子奇于正月、三月、七月三次包围睢阳，其中前两次围城皆被张巡击退。而七月的解围尤其重要，当时尹子奇被射瞎一目，仓皇败退，而睢阳粮尽，正可乘机调粮。中原城邑众多，宁陵等地仅数十里之遥远，野麦已苞可食，皆应有得粮的希望。而七月六日尹子奇重新围城，同时即发生“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的惨状。我认为此时的主要问题已不在粮食，而在疾病。杀戮太甚，死者枕籍，又值盛夏，极可能发生疾疫流传。且

守军接战数十场，常主动出击，而未闻败绩。守军远远少于叛军，若主动出击导致自己死伤严重，则张巡岂敢如此？故守军由6800锐减为一千人，疾疫应起了更大的作用。而随着病死将士日众，有贼牛战马在，则军粮问题日益次要。要知道，在睢阳将士最饥饿的闰八月，南霁云尚带50精骑冲出敌阵搬救兵。50匹马，可以奔赴远邑，足见饲料尚可供应。而其时城中，既未吃马，也未如木皮、纸张那般吞食马饲料。正因为是疾病的问题，所以拥有贼牛战马的最后时光，叛军破城时，却发现守军“病不能战”，兵疲已极。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疾疫而只是饥饿，则一千兵，吃上万人，天天饱餐人肉，会疲惫至此？
而张巡杀妾则在七月粮尽之时。当时“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张巡便献出爱妾。我认为此处，当高度注意“痍伤气乏”四字。唐军与叛军大小数百战，战事非常频繁，死人自应无算。饥饿难耐，尽有尸体可食，何必生杀侍妾！然人肉治病之说，早有源流。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张杲《医说》，谓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割股”云云，即指生人之肉。后世相传之以人血起沉疴者，亦属此类，这一恶习遭到鲁迅的痛斥

，众人皆知。张巡所杀之妾，许远所杀至僮，皆生人中之尤为鲜活者，与死尸截然不同，此必与起将士之羸病沉疴有关。则其杀人之心，固有愚昧之嫌，但一则出于对士卒的热爱，二则绝非以人肉充军粮，自古以来对他的非议和诟病，实非公断。

然而“凡食三万口”之说，又从何说起呢？闰八月后，一千多守军，有贼牛战马垫肚子，若还不够，哪里需要吃那么多人。就算上七、八两月，善藏腌制，也决计吃不到三万人！我认为，城中百姓原有五万余，尹子奇两次退兵时，若干百姓逃难而去是极有可能的，剩下的三万百姓赶上七、八、闰八这最艰苦的三个月，士兵以贼牛战马自飨，尚难自给，绝不会分口粮与百姓。故百姓“人相食”是一定的。实际上，睢阳存粮不足，最初就有预估，上半年能否公平分给百姓，都是个极大的未知数！张巡的第一宗旨是守住睢阳，认为睢阳是“江淮保障”，故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睢阳而“东奔”。因此，张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阳百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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