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地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伊里布（1772--1843年），他本是满洲镶黄旗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朝廷钦差与两江总督的他和英国人谈判订约，一直为世人所唾骂。

其实，伊里布这个人还不算太坏。《啸亭续录》中说，伊里布做云南通判的时候，云南苗民起义被清军镇压，武将们为了贪功，把一些无辜者也都抓了进来。云贵总督伯麟命伊里布前去审讯，伊里布在了解真相后，把那些无辜之人全都释放，这下把那些武将们惹恼了，他们纷纷跑到伯麟那里去大告其状。伯麟听后勃然大怒，他把伊里布召来呵斥一番。伯麟没想到的是，伊里布竟然顶撞道:“下官职位虽低，但也知道为人做官的本分。那些无辜之人也有父母子女，我们怎么能靠屠戮无辜来取媚朝廷呢？何况，我释放的那些人都是无辜之人，如果那些人再有反叛，我愿意以我人头担保，要杀要剐，惟命是从。但是，要我以杀无辜之人来升官，就算提拔我做督抚，那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伯麟听后颇为震动，等伊里布走后连叹道:“真是个奇男子啊。”

不过，随着对史料的翻检，伊里布其人其事最让人感触的是还不是以上一正一反的两种形象，而是

清人笔记《留仙外史》里记载的伊里布和某客人谈起一段往事。

伊里布当时对客人叹道:“人生在世，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无法预料。想当年，我在云南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坐在胡床上苦等接见，只能默数屋里的椽木和方砖作为排遣。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客问其故。伊里布说:“我当时做云南通判，因被弹劾而去官，穷得没办法，想去求抚军批准拨点盘缠，外面站岗的人见我没钱通融，又是新被废的官员，不肯前去通报。我恳求再三，他们才答应下来，让我到西偏房少待。

我在西偏房里，看见大小官吏们排好队，随后又听到站岗的人分别传令谁谁谁进去。当时就看到司道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府厅官员也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州县官员也进去了，又出来了；武将们也进去了，出来了。眼见等待接见的人越来越少，我想应该到我了，不想这时突然听见站岗的人大声道:‘抚军大人有令，今日接见诸人办理公事，时间已到，大人非常疲惫，没接见的人今天且退下，明日再来！’我一听傻了眼，只好自己走回去。第二天我又眼巴巴的赶过来求见。但是，我往返三日都没见上抚军大人

，而且每次都是如此。

在这几天里，我在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里，坐在一张胡床（即折叠椅）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穷极无聊之下，我仰头默数这屋里从东到西有几根椽木，数完了椽木后又数椽上的方砖又有几块，反反复复，最后数得是一清二楚，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没办法，最后我还是没见着抚军大人。云南离京师万里之遥，我当时又没有足够的盘缠，无奈之下，只好暂时让我的妻子儿女暂时留在云南，我孤身一人先回京城，到时问亲友们借点钱，再想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我回到京城，亲友们听说我已被罢官，路上见了我之后，一个个都远远的就绕着道走，生怕被我看见，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来问我的状况如何。幸好当时朝廷有规定，旗人因公去官的，可以请求觐见皇上。有个原来在我手下做过事的人跟我说:‘你现在都困窘成这样子了，不如送点钱给那些值守的人，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安排觐见，说不定皇上还真就见你了，到时你的事情说不定还有转圜的余地。’我当时心想，反正现在也是山穷水尽了，干脆就孤注一掷吧，于是我狠狠心，把我当时剩余的一点钱全拿出来送给了值守的人，这才得以具文上奏。也算我的运气好，当时皇上正好挂念

云南的乱事，见我从云南来，便特意召见了我，询问那边的情况。

我得此机会，把云南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情况都如实汇报了一番，皇上听后，觉得我说的不错，便命我官复原职，仍旧回云南办事。亲友们听说我复官了，便开始陆续有人跑来向我庆贺。正要出京赴任的时候，皇上又越级提拔我为郡守。这个消息一出，亲友们来向我庆贺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来建言献策的，有馈赠东西的，还有来送钱的，一个个还生怕我不收。

出了京城后，朝廷又下令让我先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级），仍旧在省城办公。回到云南，我和妻子儿女再相见后，真是感到恍如梦中，简直不敢相信现在的这一切是真的。到家后的第二天，我便前去谒见抚军，当时站岗的还是那几个人，但这次见我后，情况却大不相同，这些人赶紧起身，一个个脸上堆着笑的前来招呼我。刚一进去通报，抚军便立刻传命:‘请！’

我进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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