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王曹植的《七步诗》是中国古代最为短小而有名的诗篇之一，“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成了成语，至今引用不衰。但这首诗是不是曹植写的，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古今都有学者认定此诗为伪，理由是几种

古老的曹植集中皆无此诗。这样来立论，根据似有不足，因为我们知道，最早正式为曹植编定的集子出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叡的旨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六年（232）曹植死，时年四十一；过了几年，景初（237~239）中明帝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中外。”这个集子显然不全:另据曹植本人先前所说，他自己选编自己的辞赋，“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前录自序》），这些还不是他一生辞赋的全部，就已经有这么多；而奉旨编撰的钦定本全集，包括赋颂诗铭杂论在内却一共只有“百馀篇”——这里一定被删掉了很多作品。

像《七步诗》这样的诗篇，在钦定本中

删去不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篇非删不可，因为这首诗讽刺打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魏明帝曹叡的父亲魏文帝曹丕。曹植这首诗当时一定非常遭忌讳。寓禁于编，早已发凡起例于曹叡，到清朝，乾隆皇帝搞《四库全书》，则为其集大成而尤其著名者也。

关于《七步诗》及其产生的背景，见于《世说新语·文学》: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可知在刘宋时代，此诗尚颇为人们熟知，且有故事流传。好诗总是禁而不止的。《世说新语》是一部高水平的名著，其中的材料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史料。据此则《七步诗》自应确认为真。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世说》，其中《七步诗》的文本也是六句，仅个别字句略有异同。只是此诗的文本有繁简之别，另有一种四句本，《文选》卷六十任彦昇（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下李善注引《世说》云:

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

诗曰:“萁在灶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里文字比较简略，不知是李善所见之《世说》即已如此还是他在引用时有所删节。由六句压为四句，很像一首唐人的五绝。古书注释中的引文往往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引录，为简明起见可以有所省略，而为了引文的通妥流畅起见，又相应地改易少数几个字。这种作风到晚近以来还有，某些老派学者的引文有时不尽忠实于原文，就是这种老传统在起作用。

与六句本原诗相比，李善注所录之四句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将诗的前两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删掉了。删掉这两句，诗的妙喻仍在，主要意思也没有变化:拿豆秸草作燃料来煮豆子，本是同根生的东西如此相煎甚急——现在是亲兄弟相煎甚急，令人不胜感慨。

此后更流行的文本则将李善注所引本的首句改为“煮豆燃豆萁”（《诗纪》卷十四引“一作”本）。这样一来，诗的开头就把豆和萁一道提出，更便于为下文张本，看上去要比一开始就突如其来地说“萁在灶下燃”更稳妥自然一些。这一改动不知出于何许人，其人实为高手。

曹植原作六句本显得

比较古朴。这首诗的生长点在于燃豆萁煮豆子，那么煮豆子是要做什么呢，诗的前两句说得很明白:“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这是当时的一种食品加工方法:先把豆子煮熟，然后让它发酵，加上盐和若干香料，做成“豆豉”或称“盐豉”，不加盐的则为淡豉，均为美味，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汁液，尤为常用的调味品（详见《齐民要术》卷八《作豉》）。在魏晋时代，豆豉算是新兴的美味，所以曹植在诗中详细言之。而到唐人或更后的读者心目当中，“豆豉”乃是十分普通的东西，“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这些话完全可以不去多说。某一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对文学创作总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从《七步诗》的变迁看去，改诗有时同科技水平之与时俱进也不无关系。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西晋的一个小故事:“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盐豉耳！’”北方贵公子王济（武子）看不起从南方来的“亡国之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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