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甚至连空气里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字画，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

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字画。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和一幅又一幅的春宫画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么？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

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

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字画，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字画一旦出现，很快就得到了“畅销”。

在这些色情字画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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