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一个“恩科”出身。这些人因为资浅年高，仕途上已经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数都跟清正廉洁沾不上什么边，只求在退休前把钱袋塞满，就是苏轼、孔文仲所说的：“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此乃宋史上的“59岁现象”，因与年龄相关，顺便一说。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

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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