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展览会在莫斯科博物馆正式揭幕，颇有一番盛况，接连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得极好的画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员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人员的陪伴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夫妇俩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帧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

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他在画上写道：“为纪念我们从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举行展览。1934年8月，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为我们这一次巡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





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大家都诧异地赞羡不已。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

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然后乘津浦路车到北平，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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