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

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

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年秋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还是个观政刑部的新科进士。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张居正的父亲过世，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不回家夺情，是衣冠禽兽之举，并进一步抨击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这封奏疏出来后，张居正与神宗

都很愤怒。邹元标因此受到严厉的惩处，廷杖八十之后，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被流放贵州都匀卫。他于此六年，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学问大进。后世把他看作东林党的领袖。神宗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惯神宗的不作为以及官场的腐败，两年后，他因再次上书指斥朝政，又被贬官外放。天启年间，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很受推崇，第三次出仕便担任左都御史的要职，成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邹元标为自己年青时的孟浪感到惭愧。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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