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也写到了貂蝉的身世：





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





比较而言，《平话》对貂蝉身世的介绍比杂剧简单一些。在情节组织上，二者也有所不同：《平话》写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与董卓；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他夫妻相认，并答应吕布：“择吉日良辰，送貂蝉于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一剑将其刺死。杂剧则写王允先请吕布赴宴，命貂蝉递酒唱曲，使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选择吉日良辰，倒赔房奁，让二人团圆；随后

，王允又宴请董卓，命貂蝉打扇，董卓为色所迷，王允答应将貂蝉献与董卓为妾；事后，吕布知董卓已纳貂蝉，大怒，潜入府中与貂蝉私语；董卓以为他调戏貂蝉，欲拿之；吕布逃到王允府中，共谋诓董卓入朝受禅，将其刺死。





这两者所写有一个共同点：貂蝉与吕布本来就是夫妻，因战乱而失散，于是貂蝉流落王允府中；为了夫妻团圆，吕布愤而杀死霸占貂蝉的董卓。但是，这相似的人物关系也给两者带来相似的弊病：第一，王允既已知道貂蝉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貂蝉献给董卓为妾，未免显得太下作，与他拯救汉室的崇高目的太不协调；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之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不再需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根据“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巧妙吸收了杂剧和《平话》的情节主干，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和貂蝉本不认识。这个看似微小的改造使人物关系变得合理了。于是，王允设“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特征，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正是在这摇曳多姿的情节中，貂蝉的美丽、聪明、机警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使她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妇孺皆知的人物

由于貂蝉号称“四大美女”之一，又是《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女性，明清以来，总有人想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羽传》注称："羽欲娶（吕）布妻，启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则非全无所自也。”清代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亦云：“

貂蝉……则确有其人矣。”这些著名学者或含糊推测，或断然肯定，主要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即上引《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那段“（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的记载，《后汉书·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有人便说这“侍婢”就是貂蝉。但是，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位侍婢仅仅是与吕布私通，而在诛董卓的行动中并未起任何作用，与充当“美人计”主角的貂蝉岂能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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