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

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

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

线。” 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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