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诗、书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他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中，有不少都写出了真实情感。和珅的书法颇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所以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等就交给和珅代笔。总之，出众的才学与能力，应是和珅受知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和珅长期伴驾左右，对乾隆揣摩很透，想乾隆之所想，思乾隆之所思，总能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望与虚骄心理。在生活上，更是对年老的皇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据朝鲜使臣记述，他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这在其他大臣当然是做不到的。　　

也许，这些因素都不重要。从根本上说，“和珅现象”是由晚年的乾隆一手制造出来的。

和珅一步登天，朝野内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如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出身名门，精明干练，史称“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

亲见，人皆悚惧。”因此，深受乾隆信任，历任要职。他本人也颇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根本不把和珅当回事。和珅本来就是小人，为人“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既然主动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机报复。机会很快来了，当前任贵州按察使海宁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谢恩时，和珅打听到李侍尧有贪纵营私情状，就鼓动他奏参。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正月，和珅领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该案。和珅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一到云南，即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很快就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奉旨逮送京师议处。随后，和珅又奏陈云南吏治废弛，州县多有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得到乾隆赞许，本欲即任其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该案是他查办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亲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珅在回京复命的途中即被提升为户部尚书。通过查办李侍尧一案，和珅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突显了权势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这年六月，乾隆御赐和珅六岁的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于他，待年成婚。于是，三十一岁的和珅与七十岁的乾隆皇帝这对君臣主仆又成了儿女亲家，关系

更为密切，和珅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门亲事为和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十一月，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时，乾隆皇帝给了女儿、女婿极为丰厚的赏赐，而且文武百官拜辞于公主轿前，致贺于和珅府中，使和珅风光无限。　　

乾隆不断为和珅提供各种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四十六年（１７８１），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进逼兰州。乾隆谕命在河南黄河工次的大学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肃办理，又命和珅带钦差大臣关防同往督师，并指示等阿桂到兰州三日后，和珅就交印回京。乾隆为了让和珅在军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疮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让他“缓行暂住”，忽而让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珅一到军中，就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使军威大挫，而他却指责是将领不听调遣所致。数日后，阿桂赶到兰州，指挥布置，井井有条，局势马上改观。这时，和珅觉得丢了面子，又迟迟不肯回去。乾隆终于认识到和珅未历戎行，于军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发谕旨“系因和珅迟到而又饰过而发，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应即令和珅速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珅宜速来，早有旨矣，何须汝二人皆在彼

乎？看此竟似和珅欲在彼，又错了。若再固执，更不成事体矣。”和珅拖了半个月，才灰溜溜地启程回京。乾隆派和珅这趟差事意味深长，却被和珅弄巧成拙。虽然乾隆在谕旨中也多次批评和珅，但却未给予任何处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　　

自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８０）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后，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就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知道和珅与阿桂关系不睦，所以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河塘工程，办理各种案件，于是军机处的实权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他俨然就成了军机处的领班。同时，和珅在朝中又极力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不断膨胀其权力。和珅打击异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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