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神宗手里，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的庄田，虽经群臣力争，减半两万顷，仍旧是个破天荒的巨数。


　　因为河南的良田不足两万顷，在山东、湖北另外再找田补充，这下又给那两省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福王府的“伴读”、“承奉”等官，驿骑四出，所至骚动。照会典所载，王府的赐田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作为租税，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税”之制，历代奉行不改。而福王要自己管业，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划界，借故断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坟墓，借以敲诈勒索，地方官纷纷奏陈，一概不得要领。


　　这样搞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广的田不足，又减一千顷，福王实得庄田一万九千顷。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场风波，《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六月己丑，锦衣卫百户王日乾讦奏奸人孔学与皇贵妃宫中内侍姜、庞、刘诸人，请妖人王子诏诅咒皇太子，刊木像圣母、皇上钉其目，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语多涉郑贵妃、福王。叶向高语通政使，具参疏与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

揭：“日乾、孔学皆京师无赖，诪张至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见，皇上第静俟，勿为所动，动则滋扰。”上初览日乾疏，震怒，及见揭，意解，遂不问。东宫遣取阁揭，向高曰：“皇上既不问，则殿下亦毋庸更览。”太子深然之。


　　这是郑贵妃的亲属及她宫中太监所设的一条“苦肉计”，目的在平地起风波，预备指东宫诬陷郑贵妃。这样做法，往深处看，可以导致废立；往近处看，有了纠纷，福王便可借故不就国。过去匿名者所散布的“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等所谓“妖书”，指神宗虽立东宫而终必见废，用意是一样的。“妖书”案发生时，正为沈一贯当政，他想借此打击同僚，几兴大狱。而叶向高则能洞烛其奸，加以神宗不愿多事，于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到了第二年——万历四十二年，福王终于不能不就国。


　　亲王就国见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国，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此亦出于叶向高的调护。


　　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

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他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在福王临走以前，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不但帝王之家空前绝后，就是求之于民间亦所罕见。据正史及野史记载，有如下的过程：


　　一、郑贵妃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是：“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语塞。按：潞王是李太后的小儿子。


　　二、临行以前，父母惜别爱子，不知哭了多少场。明朝从太祖手里立下的规矩，亲王难得入朝，两王不相见，平时亦不得出城，限制其行动极严；此时约定福王三年一朝，而三年也有千日，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彼此又为会少离多而哭。


　　三、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留数日再遣行。

　　四、宰相要见神宗一面，难于上天；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通籍中左门”，要见皇帝有所陈述，“朝上夕报可”。按：通籍的制度起于汉朝，意谓持有出入宫廷的通行证。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明史·福王传》：


　　福藩使通籍中左门，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而福王在洛阳所务：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籍籍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


　　如是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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