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梁思成只得带着夫人林徽因和儿子梁从诫南下，在离重庆三百多公里的李庄落脚。1944年夏，抗战形势扭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天，几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们奉盟军司令部之命，前来邀请梁思成商议大事。听明来意，梁思成二话不说，立即乘竹筏从水路出发，来到重庆。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时，梁思成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一张军用地图已摆在面前。盟军正在准备大规模轰炸日军，为保护敌占区的古建筑不至于毁于炮火，所以专门把他接来请教。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作沉思，忽然说：“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敢擅自做主。次年夏天，日军兵败如山倒,却仍在垂死挣扎，拒绝投降。为打击日军的战争潜力，早日结束战争，盟军在太平洋上集结重兵，对日本本土发起了持续大规模

的战略轰炸，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在连绵的炮火笼罩之下，日本国内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唯有两个城市幸免于难——京都和奈良。盟军最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胸襟令人敬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及此事，眼眶湿润地说：“父亲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动容。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下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近期《百家讲坛》，阎崇年先生正在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其中谈论摄政王多尔衮的六功六过时，六功的第一条是“迁都北京，保护故宫”。说的便是明清交迭时，在多尔衮的保护下，古老的北京城也侥幸地保留下来，而不是像从前，逃脱不了旧都被毁的命运。　



　

“当年，梁思成在痛感自己无力保护古老的北京城时，曾沉痛地说过：‘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五十年过去了，如今北京城市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

人们经常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护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所做出的努力。而这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来说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林徽因的弟弟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一次与日机格斗中为国捐躯。身处国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仍然以“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作出了这一令侵略者汗颜的举动，致信美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为全人类留下这两座古城。日本古建筑学者福山敏男先生这样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墙城门详实的记录。（几十年后，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中，当年喜仁龙带领中国技术人员绘制的北京城门图册，是重要的参考价值之一。今天的《重现老城

门》说的）

　　　　下面只是其中的两个“镜头”：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型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型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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