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陵，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

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2]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唐代妇女素好假髻，头发的长短不会成为武氏入宫的障碍。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因此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武氏曾入感业寺为尼一事载于两唐书、通鉴、《唐会要》等诸多史籍之中，自唐至今少有人怀疑，要凭借几条并不充分甚至理解错误的证据，推翻自古以来的定论，未免过于轻率了。

李治性格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且他本以仁孝出名，很难想象他刚一登位便有胆量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私下见面暗中关照，等风头过去再

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拜佛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份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3]，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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