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情况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这种现象史书常见记载，每个朝代在遭逢大饥荒的年头都会出现吃人的惨象，即使是盛世也不能免，像白居易诗中所写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只是尽人皆知的一次。有的朝代在灾年或

灾区，人肉还会公开在集□上出售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不如一斗米贵)。明代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东大饥荒，蔡州有人肉□，惨不忍睹。清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这种现象当然是违背人性的，但在那种每个人都面临著饿死威胁的情况下，靠吃人肉来活命还能够使后人理解。





　　另一类情况是属于残忍行为的吃人。由于目的不同，这类情况的各种具体表现有差异，有的人以吃人肉来炫示凶暴，有的人听信左道邪术以吃人肉来治疗某种疾病，有的人因

怀有仇恨以吃敌方的肉来发泄报复情绪，等等，同饥荒年头被迫吃人肉相比，都更带野蛮性和残酷性。这种吃人不属于刑罚的范围，但它和以各种酷刑惩罚人的做法有某些相似之处，充分显示了古代人的残忍意识和苛虐心态。因此，这里把上述第二类吃人的现象列为本书的一章，加以叙述。





　　历史上有不少凶暴的将帅用人肉充作军粮，所到之处，就地掳掠民众为食物。十六国时，前秦苻登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因猛异常。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作为军粮。唐末杨行密围攻广陵时，城中粮草罄尽，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集□上贩卖，专门派人杀戮他们，像屠宰猪羊似的，这些人被杀时，竟然一声也不喊叫。隋末的朱粲，更是一位著名的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一带大灾荒，白米万钱一斛还买不到，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对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能有超过人肉了，只

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于是下令，让部下分道捕获妇女和儿童，蒸熟分配给士兵当饭。每攻下一座城镇，朱粲就传命把弱小的男女分给各部，需要时就杀著吃。后来朱粲降唐，高祖李渊派部将段确接受投降并劳军，宴席间，段确饭酒半醉时，对朱粲开玩笑说：听说你爱吃人肉，那到底是什么滋味啊？」朱粲反唇相讥，说：「如果是刚喝过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猪肉一样。」段确大怒，骂道：「你这狂贼，既然已入我唐朝，不过是一个奴才罢了，还敢吃人吗？」朱粲亦大怒，就下令将段确杀死，烹食其肉。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中有一回名为「□人肉朱粲兽心」，就描述了朱粲的暴行。唐末黄巢起事时，率军围困陈州，掳掠百姓为军粮，把人放在大石碓中连骨捣烂，煮熟当饭。

五代时的赵思绾和朱粲是一丘之貉。他领兵占据长安时，城中没有吃的，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每当犒军时，就杀砀百人。赵思绾爱吃人的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饱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赵思绾从作乱到败亡，共吃人肝六十六副。





　

　这种以人肉代替军粮的行为，在某些正义之师中也不能免。如史载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三万人。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事实，非常吃惊，韩愈却独持不同意见，认为是不可能的，并写文章进行考辩。后世也曾有人重论此事，说张巡的军队所食三万不是百姓，而是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又说张巡杀死爱妾、许远烹熟书童的事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张巡的妾见情势危急而自杀，许远的书童是忧惧而暴亡，张许二公借机用他们的肉犒赏士兵，作坚固军心的手段。虽然史籍有所夸大，但不论黄巢还是张巡，因军中缺粮而吃人肉的事总是有的。古时战争残酷，在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环境逼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这样的情况并非仅见于唐代。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战乱四起，官兵和百姓都无粮可食，于是就把死人全部用盐腌起来，晒成肉乾，以供食用。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乾。他们把这人肉乾叫做「两脚羊」，其中老而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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