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

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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