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给世人留下的一直都是一个“顽主”的形象，史书记载他的事迹多数属于“胡闹”，比如建“豹房”，终日嬉戏其间；在宫内开设集市，扮商贩，令宫人扮作购物者，与之讨价还价；以巡视为名，自封大将军等等。《明史》评他：“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明史》卷16，本纪）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乾集上》中有一则是关于武宗的，令人觉得他不光全“胡闹”，在性情上也有温和、文雅的表现。书中载，武宗在为大学士靳贵治丧的时候，曾诏令词臣撰写祭文，但均难称其意，于是他只好自己写：“朕居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南游，先生已矣。呜呼哀哉！”先不说他的文采如何，但寥寥数语，并无套话废话，而且要素齐全，让人一看就知道靳贵的生平。因为当过自己的老师，又做过自己的辅臣，对于靳贵的去世，“顽主”再顽，人之常情还没有泯灭。这个记载丰富了武宗的形象，至少让人觉得这个混世魔王尚存一丝温情。
宣府（今河北宣化）是武宗经常游兴的地方，尤其从正德12年起，他几乎每年都要去宣府，而

且次数频繁，呆的时间也较长，甚至把建在宣府的“镇国府”（他曾经封自己为“镇国公”）称为“家里”。当然，在那个“家里”，他多不干正经事。谁都知道，武宗常去宣府干什么，那里充斥着许多从民间弄来的妇女。在《乾集上》里，钱氏还记述了他读野史的过程中获取的关于武宗在宣府“展示文采”的记录：一次幸宣府，武宗制小词，有“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之句。对此钱氏评道：“盖天纵圣神，言语文字之妙，信不关学问也。”笔者揣测，钱氏只是从“诗”或“诗人”的角度看待武宗，至于其品性，钱氏的潜台词可能是：“痞，也要作个雅痞”。

说武宗的性情中有雅的成份也是有根据的，作为孝宗惟一的皇子，他两岁就被立为太子。在“接班人”的教育问题上，孝宗十分重视，这一点从他给太子选的老师上可以看出：李东阳、谢迁、刘健等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孝宗临终时仍交待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要“常劝之（武宗）读书”，将其“辅为贤主。”（《明史•刘健传》）十多年的太子生活，有这些贤达的教辅，耳濡目染，武宗即使再顽皮也能沾上一点文雅之气。

然而，武宗

所染的一点“文雅气”掩不住他的“好逸乐”的品性，孝宗在时他尚能收敛，一旦父皇归西，他自己做了皇帝，再也不受任何人约束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不仅仅是“好逸乐”了，而是放荡不羁，恣意妄为。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在位16年，寿31岁）。弥留之际他做了“前事皆由朕误”的检讨，遗诏“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明史》卷16，本纪）末了，“文雅”还是战胜了“逸乐”，尽管“忏悔”已经不可能改变他的历史形象，但身为帝王，他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大概也应该归功于他身上的那点“文雅”之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