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

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

林，继续流亡异乡。

三、宋庆龄手提箱失窃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

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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