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朝廷里除设有专门监察机构外，还活跃着一群被后世称为“谏官”的人，对至高无上的君王进行抗辩性劝谏。这些人不一定是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谏议大夫之类的专职官员，而是包括所有文武官吏，甚至可以是有机会与君王说上话的平民。



例如，那个冒死劝停赵简之攻打齐国的公卢，就是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这个士兵不仅有勇，敢当面讥笑赵简之，而且有谋，说了个逗乐的段子就让赵简之引咎自省、罢兵回国了。



　　这样的监督方式属于正面的、显性的，其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当朝典制的刚柔，也取决于君王是否专断、能否从谏如流。还有一种监督方式则是侧面的、潜在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史制君”的史官制度。早在商周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史官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后来便沿袭下来，形成惯例。



到了汉代，这种逐日记录君王言行的原始簿册，有了个正式名称叫“起居注”，通俗地说就是日志。不过，这日志并非君王自愿，而是史官恪尽职守记下来的，且规

定君王不得查阅本人日志。君王们虽然觉得很不自在，但在史有先例不可违的约束下，也只好“被日志”了。



一次，宋太祖罢朝后闷闷不乐了好一会儿，内侍王继恩请问他为何，太祖说，早朝时在前殿为指挥一事，偶然出了点差错，史官必然会记下来，所以不痛快。



　　把为君王记录起居注的人看成是“隐形谏官”，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权力虽然不能说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是相对独立的，受到朝野舆论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他们的职责不是当面劝诫，也毋须犯颜直谏，而是在不谗主、不媚俗、不表态、不评论的前提下，背靠背地对君王的一言一行进行原始记录。



“被日志”了的君王想看又不能看，更不可干预、问罪、杀史官，否则就会被舆论认为是逆天不道之举。这种原始记录，势必会对君王形成潜在的心理压力，因耽惧“秽行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而有所顾忌。



李世民登基以后，“玄武门之变”的是

是非非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史官如何记载这件事。大约是贞观中期，李世民曾以“知过失引以为戒”为借口，转弯抹角地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被褚遂良以史无先例为由严词拒绝了。



　　在商周以来形成的君王伦理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主当“以德配天”。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上天的法度，否则会遭天谴。在我国古代，文字具有通神的能力，史官的记录也被看成是上天言事的神圣方式，从而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天的名义对统治者实施监督和制约。这也是君王为何会忌惮史官的一个初始的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让这种约束成为可能，并形成史官独立的监督机制，在于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传统力量。前代特别是以礼仪闻名的商周，他们所成就的基业，所推崇的伦理，都可能会被后世所继承，并成为必须效法的范式。正是这种看似无形却事实存在的古训累积，使得史官的职权受到有效的尊崇和保护，同时也使得君王们因潜在的压力而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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