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着这本《资治新书》,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在李渔那里,“借士大夫以为利”,在官员那里,“士大夫亦藉以为名”,一得利,一
得名,推想起来是双赢,其实不然,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他做书商做了大贾;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未必!知道《资治通鉴》的多又多,知道《资治新书》者有几?官员出文集,厚重如砖,在缺乏卫生纸时代,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有卫生纸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瓮。
袁枚是文学大家,由他担任主编,在官员看来,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文学奖,荣誉极了。他征稿函一发,立刻得到广泛响应。时任方面大员的毕沅与孙稆田,从财政里拔了巨款,编辑印刷费用全包;其它官员,“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寒门学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三五金不等,显然说的是最差情形;最佳情形,三五百金,三五千金,也是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寒门学士,而是官场豪贵。袁枚这次征文,收录六十万字,归拢在《随园诗话》里。
诗歌不是小说,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每首有几字?累计这么多字数,得有多少官员参与?官员除赞助外,再买一包几包,一车几车,分赠属下亲邻,分赠上级客商,那发行量肯定惊人。袁枚后半生并没正当职业,但其生活水平之高,让人咋舌,经济来源从何而来?一次征稿官员,则成百万富翁吧。做官
员文集生意,历来利润空间巨大,虽有文化垃圾之讥,但这生意一直是可持续性产业,专以此做稻粱谋者,代代相传,从业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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