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


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


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

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


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


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


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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