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辛亥革命过去了已将近一百年。我们今天纪念这场革命，因为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实这个功绩也没有看上去那么显赫，时人陈独秀先生说：“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瓦解之表征。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今人袁伟时先生则指出：“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


　　即便是这样一个含金量不太大的功绩，要是没有袁世凯的襄助，仅靠革命党人的力量，想要取得那也是如同登天。笔者认为，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因此首任大总统他当之无愧。


　　多少年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惋惜辛亥革命失败的同时，都忘不了加上一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屎盆子在袁世凯头上这一扣就是整整一百年。历史上的

很多习以为常的言说，背后往往都是漏洞百出的误解。谎言重复一千遍或许还是谎言，可是一千个人每个人都重复一千遍，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下来，谎言也就成了真相。


　　南京政府的国库中只有10块银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7日袁世凯正式出山、任钦差大臣，11月2日北洋军即收复汉口，到了27日连汉阳也被攻下。北洋军进而压迫武昌，湖北军政府岌岌可危。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那是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而南方的革命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大约有40万人，可是大多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装备落后，只能消耗钱粮，却无法打仗。


　　南方的革命成功了，形势却不怎么乐观。武昌首义后，各地虽是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使革命政权很快就能三分天下有其二。然而在同盟会影响下独立的省份仅有江苏、四川、山东而已，其余地区的领导人则多属于立宪派阵营。自晚清以来，地方上督抚操纵大权，连清政府都难以驾驭，此时天下大乱，匆匆建立起的中华民国政府

又凭什么去号令群雄？


　　南京方面在财政上尤其困难。曾有记者问孙中山说：“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坦然承认：“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是没有钱，“一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二不能实行强行征发的革命政策，三不能从列强那里借到钱款”（朱宗震先生语）。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只有革命精神，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北伐也就只落得一句空话，到头来要推翻清朝，还是少不了袁世凯的帮忙。南北对峙，谁也吃不掉谁，停战和谈就成了双赢的选择。


　　黄兴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


　　革命后不久，1911年的11月1日，黎元洪就给袁世凯去信说，如果他赞同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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