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德相”来。]。不仇富，那你就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不仇官，那你就是官僚阶级的真奴才。李渔上豪门打秋风，不说了，李渔向官家做文化生意，很有意思。
李渔编过一本《资治新书》，题目真大，与司马光
[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的《资治通鉴》并肩；从书名看，立意彷佛也挺高义，似乎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给各级政府以“资治”；李渔没当过官员，没进过政研室，做为士子，他也没搞过行政学研究，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他凭甚么去“资治”呢？
《资治新书
》不是李渔专著，他只是当编着，干的是鼠标加复制之活计。正如养猪的不如杀猪的，专著的不如编着的，李渔借编着《资治新书》，大赚了一笔细软银子。他搞这部著作，老实说，用意不在给政府“资治”，用心的是给自己“资助”。
李渔编着《资治新书》，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市场经济眼光。他先是打印了征稿启事，印制成千上万份，只要是政府机关，他都寄送广告去，高至中枢之总理衙门[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外事机构，简称“总理衙门”。1861年1月，由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由奕䜣等充任事务大臣。]，低至七品之县治首长，一一派送。省部级以上领导，只要书稿，不要银子；知府及其以下，除了寄达讲话稿外，还得寄达出版赞助。
省部级以上领导，当然更不差钱，如李渔要钱，说不定也汇款来，但李渔可能有点把握不准，生怕这么搞，被领导视为勒索，他索性不要钱。在李渔看来，巡抚以上官员，是一笔无形资产，把他们拉来出文集，那号召力没得说；而知府县官，看到自己与领导同列一本文集里，那心态就跃跃跳动，兴不可遏了，出多少银子都愿意：我与省长排名了，我与宰相同榜了，省长宰相看到自己除了会做官之外，还会作文，谁说不会被领导看上？由此连升三级也未可知。
编着这本《资治新书》，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在李渔那里，“借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以为利”，在官员那里，“士大夫亦藉以为名”，一得利，一得名，推想起来是双赢，其实不然，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他做书商做了大贾；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未必！知道《资治通鉴》的多又多，知道《资治新书》者有几？官员出文集，厚重如砖，在缺乏卫生纸时代，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有卫生纸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瓮。
袁枚是文学大家，由他担任主编，在官员看来，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文学奖，荣誉极了。他征稿函一发，立刻得到广泛响应。时任方面大员的毕沅与孙稆田，从财政里拔了巨款，编辑印刷费用全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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