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歌功颂德，有时候也容易“马屁拍在马腿上”，因此这时期的中国文学，更多的是以田园诗的兴起等借物寓情的方式为主流。建安文学[注: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公元196—220年）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诗人，建安七子也大都死於建安年间。]的豪迈大气，瑰丽动人，到这时期基本上荡然无存。高度的政治压迫，使士人们的政治热情大大泯灭，关注的主流，早已经转向了哲学、思想、鬼神等方面，大量这方面内容的作品日益流行了起来。而到了司马炎当政时期，虽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治高压，但是这时期魏晋文学的消极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外加天下统一，经济日益繁荣，士人集团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兴趣，也转向了逃避现实，及时行乐。司马炎的宽松，反而让高度政治压迫积累的士风流毒，在他当政时期迅速地发酵。我们今天虽然津津乐道魏晋风度，但是毫不夸张地说，魏晋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士风最萎靡的时代，敢于为国家担当责任的知识阶层越来越少，一个没有人敢于担当责任的国家，自然最终也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魏晋灭亡于“五胡乱华[注: 五胡乱华，是中国东晋时期塞北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而造成与中华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的结局，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说到西晋灭亡的导火索“八王之乱”，更与司马家族，尤其是司马炎的统治政策分不开，司马炎采取的是优礼世家大族，尤其是豪门知识分子的政策，寒门知识分子与豪门知识分

子在待遇上的落差日益增大，人比人气死人的结果，就是诸多寒门知识分子选择了另外一条出路：投身于许多王室的门下。在当时西晋的各路王爷中，身边都有不少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幕僚，这些人提起西晋的世家大族，几乎个个咬牙切齿，在司马炎死后，由于即位的晋惠帝[注: 惠帝司马衷（259-306）　290年即位，在位17年　 惠帝，武帝第二子。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即位后，无力理政，发生诸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是个出名的白痴，给了王爷们叛乱的机会，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就是那些被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们。司马炎统治政策造成的士族与寒门知识分子的对立，成为了西晋灭亡的另一大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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