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
以上的活动还是在号称宋代政治经济相对开明、发达的早期,在真宗死前,国家的库房已经出现了自太祖、太宗以来少有的“支诸宿藏”的局面。要知道这时候北宋面对的敌人还只是辽国一家。
真宗是一个身负承上启下责任的皇帝,他本来应该不断的总结和改正太宗以来的弊政,然而,他没有做到,不仅没有做到反而给后代皇帝开了奢侈腐化的风气。在历来素有好评的宋仁宗一朝,仁宗本人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比他老子还厉害。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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