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哀公六年（前489年）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帅师伐鲜虞。哀公十年春，赵鞅帅师伐齐。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使太子无恤将而围郑”，从此，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太子无恤代立，是为襄子。”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智瑶），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氏、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200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晋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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