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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革运动，却获得与日本明治维新相反的结果。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对比、实现改革的手段和改革所处的国际环境三方面。
关键词：戊戌变法明治维新改革
100多年以前，当时的中日两国是同处东方的封建国家，虽然两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才使得改革的结果不同，从而也使我们看到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原因和历史的必然性。
一、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仍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城乡手工业。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我国自古国力强，周围诸国都比较落后，故“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的思想影响深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情绪十分强烈。所以，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这股顽固的封建势力，上有清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广大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族旗民，并以慈禧太后为总头目、总代表。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最高统治权实际上一直由顽固派头子西太后所掌握，光绪即位后，始终是个傀儡而已，一切禀命而行，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分裂为帝党和后党后，后党的人占据了各军政要害部门，帝党根本不掌握实权，光绪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正是顽固派与洋务派这个阶层，成为变法维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变法过程中，上有慈禧太后玩弄权术，下有各级官僚破坏阻挠，以致光绪所颁发的一系列变法诏书，都成为一纸空文。戊戌变法的先驱者们，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的阶级力量为后盾，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面，不愿接触广大群众。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深怕从此引起人民革命，把防止革命作为变法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戊戌变法缺乏社会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旦顽固派卷土重来，发动政变，他们就势单力孤，而不得不束手就擒。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政局则不同于中国，封建制度危机日深，封建营垒急剧分化。生活状况不断下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当中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自由职业；有的下级武士冲破了禁止“囤积经商”的封建法制和“门第”束缚，或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从而同商业高利贷阶层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初，江户二百个商家继承人中有48人出身武土。另有相当数量的下层武士，或通过包税、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和开垦新田等手段，成了新地主；或因为出身于富裕农民，在经济利益上与新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关系。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动，武士阶层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集团了，他们从不同社会利益出发，不满于掌权的上层封建集团的昏庸无能，要求实行改革。到19世纪初，武士中的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掀起“兰学”(因主要是从荷兰人及其著作中学习西方)的热潮，他们崇尚西方文化，承认其优越性，鼓吹维新。
日本分裂的时期本就比较长，虽到16世纪末初步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德川幕府下设置的二百多个藩，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中社会生产力较发达的西南诸蕃，曾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先后进行多次藩政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使藩国的实力加强，而且使藩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也得以扩大。到50年代末，以外交内政两大问题(将军继承问题和条约批准问题)为导火线，爆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大分裂，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分野和两大政治中心。下级武士和西南诸藩以及一批宫廷贵族背离了幕府，而同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在16岁的明治天皇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倒幕派武士。而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本已摇摇欲坠，开始分崩离析；1867年12月发生“王政复古”的政变，德川幕府的势力更进一步削弱。
二、中国的戊戌变法并不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来为自己创造前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加之这些改良主义的先驱们大多是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经过一个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过程，跳不出封建主义框框。这种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动摇，使得他们缺乏彻底反封建的勇气，不敢也不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政权，幻想在旧政权的基础上，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戊戌变法成了上层少数人的活动，并没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又没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发动武力讨伐，因此在顽固派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最后竟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三千军队一举粉碎西太后的政变，保住光绪帝的地位和变法运动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铤而走险。当袁告密后，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帝党和改良派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简直不堪一击。
而日本倒幕派则不同，他们利用人民力量，通过国内战争，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的反动统治，建立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为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1867年12月，“王政复古”政变后，在江户的德川幕府不甘心失败，自认为手中还有实力，决定来一次武力反夺权，1868年1月，日本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内战打响，史称“戊辰战争”。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是，因为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幕府军队一败涂地，新政府军节节胜利。戊辰战争的这种结局是由人心向背所决定的。在戊辰战争中，新政府军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以弱胜强，彻底打垮当时还拥有强大武力和财力的德川幕府，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渴望摆脱殖民压迫和推翻封建卖国幕府统治的广大人民的支持。戊辰战争，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戊辰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倒幕维新运动的成功，近代独立自主的日本的诞生也就无从谈起，德川的日本就会变成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翻版。
三、中国戊戌变法时的国际环境，要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得多。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任何变动都会触发帝国主义的神经。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推行变法，但根本行不通。因为，当英美日等国认真分析了帝、后两党的力量，看清了改良派必然要失败的结局之后，就决定不给改良派以什么实际帮助。
而日本则利用了当时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主要是：当时美国正忙于南北战争，英、法正忙于侵略中国，都顾不上日本。西方国家对日政策上步调不一致，尤其是英国害怕引起日本人民的革命，危及它的整个殖民利益。加之，英国在同沙俄的角逐中，日益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其对日政策逐渐转为支持倒幕派推翻幕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将日本纳入它在远东的战略体系。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牵制住了西方殖民势力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日本与中国等殖民地相权衡，在他们眼里，国小人少、资源不丰富的日本毕竟还算不上一块肥肉。以上就是为什么60年代后期，日本倒幕维新运动在当时半殖民地危机的乌云笼罩日本列岛的险恶形势下，能够比较顺利开展并获得胜利的外因之一。
由上述几个不同点中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根本原因，我认为，不是光绪帝的无能，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阴险毒辣和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就意味着说变法的失败就是偶然性的巧合，没有规律可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运动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绝对行不通。戊戌变法虽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当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是进步的。
因此，19世纪戊戌变法的失败，说它是必然的，这根本原因，应当从当时经济基础与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来加以说明。戊戌变法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所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力量作为后盾，又敌视人民，脱离人民，这才是维新运动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派，是无力完成的。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日本的成功了，中国的没
1、社会背景：日本;新兴商人、地主、中下级武士对幕府统治的不满
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强大
2、领导力量:日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
中国；维新派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
3、政策措施：日本；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中国;尽管颁布了变法诏书，但由于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4、国际环境：日本；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到来，列强集中侵略中国
中国；戊戌变法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列强加剧侵略中国，掀起瓜分狂潮
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成功，中国封建落后制度依旧没有改变。（历史课学来的）
http://search.club.sohu.com/search_list.php?keywords=%c3%f7%d6%ce%ce%ac%d0%c2&forumid=history&fieldtitle=1&fieldcontent=1&pagenum=3日本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十大差别发表日期为2007年6月请参考“搜狐”网站bbs上煮酒论史栏目中的这个网页。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都以西方为榜样，以改革为手段，企图在保留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前提下，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但是两者的结果又如何呢？明治维新成功。它用了不到5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200年左右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强国。而稍后在中国进行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究其原因可从下面五大方面比较：
<!--[if!supportlists]-->第一，<!--[endif]-->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强大的多。
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是封建专制国家，但两国历史差别很大，维新前夕的
政局也截然不同。在日本全国分为大大小小200多个藩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革新势力的活动。由于幕府统治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因此天皇一旦号召，便能聚集许许多多愿意为天皇效力的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虽然腐朽，但持久而顽固，将全国的统治牢牢抓住不放。自秦朝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独揽朝刚。到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尤为完善，雍正以后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晚清时期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的效忠慈禧。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
第二，群众基础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同。
明治维新前，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接连不断，幕府统治已摇摇欲坠，以中、小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也展开了积极的倒幕活动。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只强大的政治力量，宣传变法的仅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即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必定失败。
第三，国际环境不同。
纵观明治维新前夕，英国正忙于在中国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夕。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极好的机遇。沙俄则因1865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1861年侵占对马岛又失利，在60—70年代初，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可见，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戊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不同。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争夺白热化，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的叫嚣甚嚣尘上，实际危险也严重存在。而且，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
第四，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
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只政治力量，而且不断扩大，他们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戊戌变法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决定了其力量薄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
第五，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不一样。
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执行了符合国情的政策。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宣布“废藩置县”（1871年）、废除封建等级制度（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召开国会等等，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除了上述原因导致两者结局不同之外，它们也有一些相同点：
从外部环境看，两者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运动性质看，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从改革的内容上看，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从运动的方式上看，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从影响来看，都促使社会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近代化，等等。
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失败了。
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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