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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所学多为器物而非文化，
不同之处：两者所处时代不同；中国本身的国力和相应世界地位不同；前者更重视学习坚船利炮，后者则注重经济、文化、和平崛起；洋务时的中国刚刚“开眼看世界”，改革的中国对世界了解已有相当程度。
类似之处：富国、强国，进而富民、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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