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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洋务运动为什么能发展到维新运动，以至于运动合称为“明治维新”，而我们，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是分离的，也都是失败的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之比较
很久以来，许多人都在思考这几个问题：从近代开始，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在现代饱受日本的侵略？，为什么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在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居然后来居上，将老师踩在脚下？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撞开了闭关自守的日本大门，让日本人领教了列强的历害。
应该说，中、日两国在被西方列强撞开大门后，从上到下都意识到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进取之心，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结果确大不一样。日本通过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改革，走上了一条真正的富强之咱。反观中国的“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外强中干、虚有其表、自欺欺人失败的近代化努力。
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日本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近代化改革，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其效果差距巨大。中、日两国基本同时进行近代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还略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可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对手，从一开始，中国就落在了后面。日本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先是侵吞中国的属邦琉球，继尔谋取中国的附庸朝鲜，引发甲午战争。在甲午海战中战胜外强中干的北洋海军；1905年的日本海大海战，战胜俄罗斯舰队，令人刮目相看。日俄战争中攻占旅顺，继尔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分得了一杯羹。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而日本则利用中国战争赔款，大力发展教育、经济及军事工业，为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关键的基础。从发展趋势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至二战前，是一条向上的曲线，而中国则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差距越来越远。中、日两国都想通过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但为何最后南辕北辙，效果相差巨大，差别在哪里，看来需要认真分一下。
一、“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晚清之“洋务运动””：第一次鸦片期间，中国主张放眼世界的一代先驱林则徐、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来自魏源的《海国图志》，此书是应林则徐之约编写于1842年。这本本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方的书，但在中国并示引起应用的重视，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却如获至宝，认真研究，奉为圭镍，其学习精神可见一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些主战派，看到了落后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本欲进言朝庭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无奈这批人在战败后纷纷被贬值、发配，主和派占了上峰，未能成为一次有效的图强运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和李鸿章等看到了外国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洋枪的威力，意识到中国必需有自己的军工厂，生产制造新式洋枪洋炮，以应付内部战争的需要和对抗列强，继而兴起了影响广泛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更是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历史功绩褒贬不一。
1865年，李鸿章兴办了江南机器厂和金陵制造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等，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建船政局及马尾船厂，这些都是“洋务运动”的开端，在“洋务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之“明治维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日本同中国一样，都是闭关锁国的国家，发展水平相差不大。1842年，慑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妥协，开放一些港口，允许这些国家的军般补充煤碳和水。而真正让日本敞开大门的事件是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在这此事件中，美国人佩里率舰队进入日本，强迫日本于第二年和美国签订了《日本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供美舰补给用。西方列强看到了强权的威力，英、俄、法、荷等国家纷纷派出将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为威协，强迫与日本签订和美国相类似的条约，日本奉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从此被打破。
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获得成功，明治天皇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4月，明治天皇发出了御笔信，宣布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之路。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被西方列强强迫打开大门。中国是因为鸦片战争，日本是因为黑船事件。同是被强迫大门，同时意识到了奋发图强，并同时进行革新，为什么结局不一样，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二、“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1、政治体制之差别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初，发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国家的治国方针，要求今后所有的人，都对政治自由发表意见，任何事情都可以开会讨论，公开广泛地征求意见，决定国家的方针，并呼吁不分上下，同心协力共议国事。
日本之所以采取这一系列方针，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危机感。当时日本外有西方列强的威胁，内有政权根基脆弱之忧，如果不在国政上反映民意，就无法建设起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国家，《建白书》制度由此诞生。政府在各地发布通告，鼓励人们提交《建白书》。无论身份高低，只要对国家有用的意见，可勿存顾虑各抒己见。另外还在报纸上选载《建白书》，使更多的人，知道了它的存在，政府的努力如愿以偿，大量的建白书汹涌而至。
江户时代，政治只是武士的事情，一般庶民是不能插嘴的，“明治维新”后国民平等了，国家成员的地位获得承认。日本百姓为国家着想的热情被唤醒了，同时也对即将开设的议会如此满怀期待。日本政府开始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制宪的中心人物是曾赴欧调查各国宪法的伊藤博文。明治二十二年，即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在第二年，召开了日本的第一个议会，至此明治日本完备了近代国家的形态。伴随着议会的成立，受理《建白书》的机关被关闭，作为二十多年来，反映民意手段的《建白书》，随着议会的召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政府实施新设议会之时，议会则为政府私有，而非天下百姓公有，议员则以官吏自居，议会应为，天下百姓之公有，而不可成政府之私物也，如果国民自己，不主动参与国事的决策，这样的国家就不会真正成为国民的国家”，这是一百多年前，近代日本起步之时，一位青年所写下的话语……，
“明治维新”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国家政体改革，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银行制度等等，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面的革新，是质变。日本正是有了这些现代制度的支撑，很快地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列强中的一员。
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变化，并不是质变。国家政体没有丝毫变化，还是封建主义制度，其落后性根本不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先进性相比。虽然在清朝晚末期出现过戊戌变法，但那毕竟是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很快被保守势力所镇压，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随着六君子的人头落地，中国近代一次变法图强的努力，被扼杀在萌芽之中。清朝那架破破烂烂的马车，在慈禧这个憋脚的驭手驾驭下，颤颤巍巍地走上历史的老路，最后走向灭亡。
国家政体是变法维新的根本，没有现代的政治制度，图强只是一个实现不了的美梦，而日本则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从而走上的振兴之路。
2、教育之差距
日本因害怕***泛滥而在十七世纪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闭关自守的两个世纪中，日本人也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向荷兰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兰学”。来往于日本和荷兰间的商人，将荷兰的书籍带到日本，再由日本人将之译成日文进行研究和学习，从而使日本了解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闭关锁国后，日本仍然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主要是为了自己了解外部的情况，谋国之心让人叹服。通过学习西方，日本的知识水平已达下列程度，物理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可以学到儿科学、外科学等。基础教育在日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只有受过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教育的学生，才能转入军校学习，就是说不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进入军校学习的。
教育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核心，其实明治的变革，始于江户末期掀起的教育热潮，在京都等一些地方很早就开始传授西洋知识，明治期的伟人们都在藩校或私塾接受过教育，明治人充分利用江户时代的教育基盘，明治日本的强大之处，在于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虽然技术是从西洋引进的，人才则是利用了江户的遗产，
明治五年日本政府颁布新的教育制度，明示如下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新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江户时代，身份制度的隔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江户时代武士的孩子在藩校学习农民、商人的孩子在私塾读书身份不同的人，受教育的场所、内容也不相同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孩子也很难跨越身份。新的教育制度颁布后，教育普及进展神速。三年以后全国共建小学两万四千余所，数量已与现在相差无几。建校资金的大部分，来自当地居民的捐款。明治三十三年，日本又实行了新的教育制度，贫困家庭，负担的学费被宣布废除，效果立竿见影，当年小学就学率第一次超过八成。到明治末年，更达到罕见的89%。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的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在西方影响下的日本教育制度，将日本推上了近代化发展的高速路。
反观当时的中国，教育制度落后，还是那种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而实行义务教育、全民教育晚于日本将近百年，而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是近期才实施，晚于日本一个世纪，差距如何能不大？当时的中国还是坚持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落后的教育思想，既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就是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倒是日本，拿回去认真学习和研究。这部对当时西方列国很有研究的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人的麻目性已至此，何能怨人？
也许中国在历史上强大的时间太长了，国人总是以天朝上帮自居，总以为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瞧不起外来文化。和日本人那种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简直是天差地别。1793年，当英国特使，将地球仪、天体运行仪以及有一百零一门第一炮装备的巨大军舰模型送给乾隆的时候，后者只不过把这些礼品东西当成了一些玩物，丝毫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技术的落后。以至于后来，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用铁炮洋枪打败腐朽的清帝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在”明治维新”后落后于日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国民素质低下，承担不了国家发展的重任，不了解外部世界，落后于日本成为了必然。
3、工业之差距
于江户时代末期驶来的美国舰队，依仗军力敲开了日本封闭的大门，日本被迫与美、英等国签定了众多不平等条约。当时西欧列强在亚洲各国疯狂获取殖民地。在中国大陆爆发鸦片战争后，日本觉得如果束手待毙就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使日本走上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道路。这种姿态，与同样陷于殖民地危机的晚清截然不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便想从外国购买英国那样的军舰，实际上也真的购买了一些，而日本购买的是建造军舰的能力，这是根本的不同。
日本建造军舰的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就是通过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造舰技术，寄希望于这些留学生归国后能让日本独立建造军舰。俊輔伊藤，便是后来的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后来成政府要员的井上馨等人，青年时代都曾在西洋学习。
日本在幕府时期，就采用西式技术制造火炮，先后从法国、美国进口了大量机床设备。“明治维新”后，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更是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于1880年制造出了完全由日本人自己设计的第一艘军舰“磐城”，但这艘军舰要晚于福建马尾船厂造出的第一艘军舰十年，从这可以看出，“洋务运动””起跑的时间并不晚，某些方面还早于日本，但最终的结果却大相竟庭，令人深思。
随着时代由江户进入明治，日本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政府雇用外国人，利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建设能与西洋抗衡的国家，外国雇员纷至沓来，从铁道、造船等产业到法律、行政等社会制度，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到明治二十年，人数超过了两千人。明治五年，日本第一条铁路新桥至横滨线路开通，从蒸汽机车、车厢直到铁轨都是从英国引进，建设工作也仰仗英国人的指导，同一年群马县的，富冈丝厂建成，完全照搬了法国的大规模丝厂运营方式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有工业，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在引进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原因是害怕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的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从而引进外国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用高薪聘请外籍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不是只注重设备的引进。日本人在引进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学习西方的技术，派出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工厂去学习，这批留学生归国后，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个多世纪日本人的战略眼光，不能不让人佩服，既不受制天人，又为我所有，此种眼光，岂能是清朝那些腐朽官员可比？
反观清朝的”“洋务运动””，完全就是一种买办运动，将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买设备上，而不重视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李鸿章的思想就是“造不如买”。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全盘否定，但从长远来看，只引进设备、材料，只能组装，自己不能制造，长久下去，某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必受制于人。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阿之战，阿用产自法国的飞鱼机载反舰导弹击沉了英国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后来英法达成协议，法不卖飞鱼导弹给阿方，阿用完了飞鱼后，再没有得到补充，如果阿根庭能及时得到补充，对远征的英国舰队来说，将是一个噩梦，英、阿之战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武器自主研发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做为“晚清三杰”之一的左宗棠，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奏凡费宜惜，巨费尤宜惜，而顾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买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为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这在引进技术的初期肯定是存在，但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制造，左宗棠的战略眼光令人赞叹，可惜死了早点。如果北洋大臣不是李鸿章而是左宗棠，历史能不能是另一番模样？
依照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历史上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的，都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其痕迹。日本人的崛起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历史上大和民族就是一个喜欢学习的民族，古代向中国学习，近代向西方学习，所以他们取得了成功。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决定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中国一落千丈，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日本则一飞冲天，走上了富强之路。这其中的差距在哪里？那就是国家政治体制、教育、工业化之路的差别。当中日两国同时起跑的时候，日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中国则错失了革新图强的机遇，以至于后来国家动荡，军伐混战，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些让人不忍联想的字眼出现时，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感到疼痛。但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要意识到造成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原因，那就是百年前那场“洋务运动”与“百日维新”的竞争，前者落在了后面，造成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苦难。
写这篇东西，本意不是为日本人歌功颂德，是要提醒国人对日本人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日本在二战后迅速成为经济强国，靠的是优良的国民素质和技术储备，以及美国的支持。但这些因素中，国民素质是最关键的。而中国正在走日本明治维新之期同样的道路，大力发展教育，引进技术、人才等，中国要赶上日本还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日本人结战争的态度让人痛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反感时刻挂在嘴上，一味的谩骂于事无补。我们要学习日本人的优点，学习他们的技术。那种动辄就把战争挂在嘴上的人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中国除了在核武器上超过日本，其它海军、空军对日本有必胜的把握吗？不要把谩骂和战争当成一种渲泻不满的手段，那样只能让对手耻笑。不了解对手，只能是百战百殆，重蹈历史的覆辙。
洋务运动就是维新运动，即经济、科技与国防现代化运动，这多为技术模仿阶段，属于为国家集敛财富、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运动，一般较少反对，但它会触及文化思想领域，这又涉及精神信仰的支撑问题，因此会激发社会官员与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应。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迟早会进入体制革新阶段，这种制度模仿的核心在权力的重新安排，尤其是对于核心阶层的权力，有着不可逆的分权要求，于此，就会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在专制社会，领导人的意志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于是，日本天皇决然脱亚入欧，全面的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合而为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深入到制度革新阶段，慈禧无意进行权力的更替，光绪对于制度维新也缺乏足够的知识与勇气储备，康梁亦是书生论政，过于强调个人勇气，在缺乏慈禧的支持、抗拒李鸿章等援手的情况下，制度改革以流血收场，后来虽有1901年改革再起，但在1908年慈禧去世后，这场改革再次沦为皇族集权的手段，以分权为主要诉求的政改，变为皇族集权的结局，大失知识精英与汉族官僚精英的拥护，革命浪潮一发不可收。
此场变革运动，于中国是近80年的选择结果，最后的结局不了了之，百年后考量，使人不禁痛惜不止。
换个角度看，假如要列强在亚洲扶植个小弟，在不知道后世历史的情况下，它会选一个没根基的后起小国，还是一个似乎即将崩溃的庞然大物？
没弄错的话，甲午前夕为止，中日海军的软硬件很多来自英国。所以日本之崛起，背后是否可能有列强的直接干预呢？
然后也学楼上某id搬个大历史的牌冕来用一下。
日本萨摩藩，最早的时候在日本战国时期似乎很有名声；幕府时期开始侵占琉球作为经商的门面；然后早几百年就开始和荷兰人/欧洲人接触。也就是说和我们的外战失败后才开始的洋务运动不同，至少某些地区的日本人与欧洲的接触是很有历史的，论年数可能还长过清朝的持续时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赔礼舰队开国以前，这少部分日本人和欧洲文化的接触，不过是造就了一个靠海盗行为重振家业的有实力的省份而已。但是开国以后，幕府开始走背运，这少部分日本人开始成为改革/国内革命过程里占先机的一波，几百年积累发挥了作用。
在当时中国，国家领导权属于一辈子领福利、没眼界的一群人；而在日本，却属于和西方有几百年渊源的一群人——别的不说，这眼光和见识早就培养出来了。一边是盲人摸象，一边是按图索骥，搞成历史里那样，没什么奇怪的。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不过是看不过楼上某id胡乱撤大旗才说的。
按《十六世纪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里的做法来说，所谓“历史的长河中的痕迹”，不是“善于学习的民族”这种断语性质的东西，而是那些曾经长时间存在的对象，以各种形式留下记录等。我们该做的，应该是从各种蛛丝马迹/细枝末节里，整理/反推出这个“对象”的可能外形，而不是抱着什么“善学”之类的概念，从大量的历史细节里搜集出“证据”。
具体点说。
中日当年的差别，在十九世纪的范围里，是有准备与无准备的差别，因为清朝中国缺少稳定的中西沟通渠道。而这种“有备无备”，和明清时期国家的集权程度、大陆/海洋取向等也有关系，或者还可以加上那个被到处津津乐道的“牛人不好学”理论...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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