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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带头的就是西汉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贵族和大官僚地主。成帝时，皇舅王立与南郡太守李尚相勾结，占垦草田数百顷。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不仅贵族、官僚地主霸占大量土地，地方豪强地主也加强对土地的兼并。成帝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平帝时，关中大豪戴子高，家中食客常有三四百人，其他产之多可以想见。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成都罗裒，临淄伟姓，洛阳张长叔、薛子仲，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如氏、苴氏，都是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罗衷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还往来长安、巴蜀之间，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这些大商人与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吸尽了人民的膏血。随着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势力的膨胀，财富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日益腐化。他们广第宅、治园池、衣锦绣，设钟鼓、备女乐，尽情挥霍。甚至豢养的犬马，也因食粟过多，只得天天牵去跶蹓，免得过于肥胖。地主阶级的享乐生活是建筑在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的，广大农民虽然终日含辛茹苦，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成帝时，因饥饿而惨死在道路上的贫苦农民竟达几百万之多。到哀帝时，封建官僚鲍宣曾供认，那时的农民身受“七死”（七条死路）、“七亡”（七种损失）的威胁。所谓“七亡”，主要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说明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和豪强兼并是农民“七亡”的主要原因。所谓“七死”，主要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亡辜”等。说明封建国家的严酷刑法和执法官吏的残酷是农民“七死”的主要原因。广大农民在“七亡”和“七死”的煎熬下，纷纷破产流亡，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纷纷起而反抗。成帝时，在今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广阔的地区内，铁官徒和农民群众不断掀起反抗浪潮。建始三年（前30），在关中终南山（今陕西西安南）一带，佣宗率领数百人首先起义，严惩当地的官僚和地主，历时年余，连京城长安都为之震动。接着，在鄂县（今陕西户县）有梁子政领导的起义，也与统治阶级进行了长久的斗争。阳朔三年（前22），有颖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起义，他们到处夺取官府兵器，攻杀官吏，矛头直指封建政府，在很短的时期内势力迅速扩大到九郡。鸿嘉三年（前18），广汉（今四川梓潼）有郑躬等60余人举行起义，他们人数虽少，但英勇善战，锐不可挡，经历四县，广大农民纷纷响应，人数迅速发展到上万人。永始三年（前14），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又有樊并率领13人起义；同年，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率众228人举行起义，他们席卷19个郡国，给西汉地方官吏以沉重打击。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但有力地震撼了西汉王朝的统治。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汉统治集团想方设法要摆脱困境。哀帝时，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候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候、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当时，有些方士儒生根据“五德终始”说，编造出“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说法，于是哀帝决定实行“再受命”的改制。建平二年（前5），哀帝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表示刘汉政权又重新受命于天，以便起死回生。然而，哀帝玩弄的这套“再受命”把戏并不灵验，只好很快收场了。最后，地主阶级决心抛掉刘汉这块破烂招牌，从统治集团中另找一个代表人物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出身外戚世家的王莽便破门而出，充当了这场统治集团内部改代易姓丑剧中的主角。王莽代汉及改制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他的伯、叔曾先后在元、成时候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成帝时，王氏兄弟五人曾同日封侯，显赫一时。王莽因父亲早死，在王氏家族中被认为是比较“贫寒”的。他凭借王家的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士人。他疲日显得“谦恭俭朴”，“勤学博览”，得到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好感和信任。哀帝死后，幼小的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掌握了大权。王莽在执政后，恢复汉宗室和功臣后裔的封爵，给年老退职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以终身食三分俸禄的享受；并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太学生名额，为学者“筑舍万区”，在郡、县、乡聚都设立学校，设置经师；又网罗通晓逸礼、古书、天文、历算、乐律、兵法、文字训佑、医学方术以及能教授五经的士人前后数千人。这样，他就进一步争取到了官僚贵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人民，王莽也施行了一些小恩小惠，企图以此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发生旱蝗灾害，农民四出流亡，王莽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30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不少公卿大臣也不能不表示慕效。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统治阶级把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人民对王莽也产生过一些幻想。王莽的声誉蒸蒸日上，吏民因王莽辞受新野田的封赏而上书的前后竟达48.7万余人。各地官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王莽献祥瑞，歌功颂德。一些在王莽羽翼下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便假托符命为他制造代汉的理论。王莽经过长期的策划，由“安汉公”而“宰衡”，由“宰衡”而“摄皇帝”，终于在居摄三年（公元8），代汉称帝，改国号叫“新”。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1井（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格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政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产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届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殊钱，另作小钱，与大钱1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昔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傣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为了转移各阶级对改制的不满，王莽还挑起与四周各族的民族斗争。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故意贬低少数民族的地位，无理加以侮辱，如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其后，又连续发动对东北、西南各族和匈奴的非正义战争。曾派10余万人镇压西南的钩町族，其中有十分之六七死于饥饿病困之中；又从各地征发30万人进攻匈奴。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战争的骚扰，使各族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当时广大农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谷价腾贵，百姓流离。到王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什七八”。
参考资料：http://210.77.218.4:8080/resource/cz/czls/lsbl/zggds1/16246_s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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