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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参考资料：www.baike.baidu.com.cn
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丝绸之路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造就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囊共槐栈в啦皇耙拧ａ?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一是,政治的清明,二.统治者的圣明.三,百姓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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