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前者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西汉末年外戚，新的建立者。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下令变法：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等。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同两汉之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时，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制度改革以及农民起义递嬗发生。这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使后世在王莽评价的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分歧。从东汉的班固开始，王莽一直是封建史学家咒骂与讥讽的对象。论者主要是从“王莽篡汉”以及王莽个人品德着眼，对其改制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则囿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在１９２２年写的《王莽》和１９２９年写的《再说王莽》两篇文章中，说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应该替他伸冤。为此，胡适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假王莽的形象。
解放以来，史学界对王莽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但这些论述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分歧很大，见仁见智，迄无定论。撮其梗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综合整理如下：
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基本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光明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０日刊载的何兹全《王莽》一文认为，王莽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王莽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作者指出，西汉季年，统治阶级腐败，土地问题严重，农民和奴隶的暴动，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刘家王朝，早已丧失了信心，他们祈望能有一个人出来挽救地主阶级政权，因此，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他凭借外戚的有利条件，比他人更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点，掌握了政权。由于王莽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使他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针对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的，因而获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邓广铭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５日《进步日报》）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的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两项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畸形，致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要求有一种改良措施加以缓和，借以稳定整个地主阶级的权益；由于刘姓政权腐朽无能，已不足以负荷缓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个新的统治政权继起。王莽就是顺应这两种要求而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的。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１９７９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徐志祥在《王莽改制的再评介》（《齐鲁学刊》１９８０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莽改制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应该具体分析。
作者指出，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不是象《中国史稿》所说的，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而是一种打着“托古”旗号的限田方式。作者也不同意《中国史稿》否定王莽对西汉奴婢制度的改革，他强调指出：王莽把奴婢制度的改革放在与土地问题相等的地位，证明王莽已经认识了奴婢问题的严重性；王莽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虽然没有行通，但他揭露奴婢的悲惨境遇却是可取的；王莽试图解决奴婢问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作者还指出，王莽在财政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改制措施，除了“赊贷”之外，并不是王莽的发明，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史稿》对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否定王莽的财政经济政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１９８１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推行王田制，绝不是导致王莽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真正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而动摇他统治基础的，主要是屡改币制和轻启边衅二事。
作者指出，王莽屡改币制，目的虽然是为了打击大商人和兼营商业的豪强地主，但在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汉社会，扰乱了货币制度，也给一般平民带来了不便和损失，因而使他们对王莽政权丧失了信心。王莽对外用兵、轻启边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乘机一举吞灭四周各族，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永除边患。结果，随着国内的混乱和对外战争的频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灾情严重的地方，终于暴发了农民起义，初期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的目标。直到刘氏豪强地主集团混入农民起义队伍，才打起反莽复汉的旗号，而对王莽改制早怀不满的各地豪强，也乘机起而响应，可见王莽政权是亡于地主豪强集团之手的。
与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历史人物。
“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李鼎芳著《王莽》。作者在书中指出，王莽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属于大地主贵族豪强集团的，是当时腐化的统治集团中贪污残暴的代表人物。
作者指出，王莽生在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他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豪强集团，用“巧言令色”的行径骗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情，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连串的复古改制，在经济上，以《周礼》中所叙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中还是在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中国史稿》（１９６３年版）认为，王莽是一个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严重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王莽代汉以后，为了从社会危机中找出一条出路，便进行改制。他企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奴隶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显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和“六筦”法，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汉所原有的。这些办法本来能起到一些抑制豪民富贾的作用，但是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平均物价的五均，垄断商业的六筦等都变成政府官吏收贱卖贵，从中取利的手段，而贫民根本得不到好处。王莽还屡改币制，而且品种复杂，换算比值极不合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仇恨。
《中国史稿》（１９７９年版）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强调指出，王莽是一个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王莽改制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
张志哲、罗义俊、郭志坤在《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二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野心家、皇帝迷。王莽改制，也不是一场具有社会意义的改革，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
作者指出，外戚政治是中国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一大特点。外戚集团不是靠军功，也不是靠察举，更不是靠治绩，而是靠裙带关系得以进入上层统治的，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大多是腐化的寄生集团。王氏外戚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腐化的集团。在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作为王氏外戚集团的首领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个人野心同儒家经典中政治设计相结合的产物。理由有四：１．无关国计民生，只是依据《周礼》悉改官名和地名。２．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例如按井田制的方式推行“王田”制。３．实际办不到，行不通，例如禁止奴婢买卖之类。４．借改制之名搜括民脂民膏，聚敛个人财富，例如乱改币制，实施五均六筦。而且，这一系列改制，都是在残酷的法令下进行的。造成了哀鸿遍地，生民涂炭，“远近俱发”起兵反莽的必然结果。
李竟能在《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经济思想》（《南开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三期）一文中分析了王莽的经济思想后指出，王莽经济思想的主流是复古的。它明显地表现在“王田”制和金、银、龟、贝并行的币制上。反映在政治上则是大搞分封制和按《周礼》进行官制改革等，不仅“制礼作乐”，而且恢复周代“爵五等，地四等”的分封制和世袭制。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地地道道的大奸大恶的代表人物。他的奸与恶还在于隐藏在忠、谦、孝、善的外衣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自掌权至篡位仅仅十几年时间。这期间，他一方面谦恭有礼，想方设法收买人心，另一方面放出狠辣手段排除异已，结党营私，还收买地方官员进呈“祥瑞”，为自己代汉造势，许多不明真相的大臣及百姓都对他歌功颂德，俨然是人民的大救星。

王莽是西汉末年外戚，新朝的建立者。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在当地颇有贤名，汉成帝时封为新都侯。汉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汉哀帝死，王政君怀揣玉玺，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九岁的刘箕子为平帝，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而王政君年老体弱，任由他总揽朝政。王莽得以大权独揽后，立即施展狠辣手段，一方面排除异已，顺昌逆亡；另一方面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结党营私，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他还收买地方官员，频频进献所谓“祥瑞”，为自己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

王莽善于做戏，假戏也能做得和真的一样。其一是他唆使手下党徒仿照周公旧制建议太皇太后进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封食邑。太皇太后应允，而王莽故意上表固辞，只说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诸人，共同定策迎立中山王，今请将孔光等叙功，臣莽不敢沐恩。太皇太后王政君看了王莽奏折不知何意，不免迟疑。手下党徒甄丰、甄邯等急忙上书，力说王莽功最大，不宜使落人后。太皇太后再次下谕旨让王莽毋辞。王莽还再三推逊，定要让与孔光等人，寻且称疾不起。太皇太后因封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甄邯为承安侯，然后乃颁诏召莽，入朝受赏。莽尚托病不至。再经群臣申请封莽，即日下诏，令莽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加封食邑二万八千户，莽始出受官爵名号，但将封邑让还。且为东平王刘云伸冤，使刘云的儿子开明为东平王，奉云祭祀。又立中山王刘宇的孙子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中山王刘兴祭祀。再封宣帝耳孙三十六人，皆为列侯。此外王侯等无子有孙，或为同产兄弟子，皆得立为嗣，承袭官爵，皇族因罪被废，许复属籍，官吏年老致仕，仍给旧俸三分之一，赡养终身，下至庶民鳏寡，无不周恤。以此来收买人心。

第二件事是有一年大旱，飞蝗为灾。王莽一面派吏查勘，准备赈饥。一面奏请太皇太后，宜衣缯减膳，表率万民。自己也戒杀除荤，连日茹素，且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诸大司农，助给灾黎。满朝公卿，见莽如此慷慨，也不得不捐田助宅，充作灾赈，共计有二百三十人。但第一发起，总要算安汉公王莽，一班灾民，仍说莽功德及人。后来果然下了近十天雨，缓解了灾情，于是群臣联疏上陈，请太皇太后照常服食，又盛称安汉公修德禳灾，感格天心，果沛甘霖。再有请匈奴放王昭君的女儿来汉省亲，请太皇太后及后宫嫔妃出宫旅游，都是王莽的“德政”。此数着果然凑效，连太皇太后及后宫嫔妃都交口称赞王莽功德无量。

在拼命收买人心的同时，他还利用古人迷信的特点，买通地方官吏频频进献所谓“祥瑞”，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他暗中派人至益州地方，嘱令地方官吏，买通塞外蛮夷，叫他假称越裳氏，献入白雉，地方官当即照办。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蛮人入都，说是越裳氏瞻仰天朝，特奉白雉上贡，王莽立即奏报太皇太后，将白雉供在宗庙之内。第二年二月，王莽又照此办理，让黄支国献入犀牛，廷臣相率惊异，都称黄支国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向来未曾朝贡，今特献犀牛，想来又是安汉公的威德。又接得越嶲郡奏报，说有黄龙出游江中。凡此种种，越来越多，凡来报者都能得高官，地方官本来升官十分困难，有此捷径，于是纷纷效仿。

除了上述两招，王莽还施展了最真实狠辣的一招，排除异已，培植亲信，顺昌逆亡。刚一掌权，他就把丁、付两姓四名妃子贬的贬，杀的杀。把从前与之对抗的大臣斩草除根。他还与孔光、甄丰、甄邯等结成死党，各掌大权，凡不买他们帐的大臣杀的杀，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后来朝中已经完全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甚至于杀死了对自己所做所为有看法的长子王宇，并借此机会将平帝的亲族全部杀死，以绝外戚掌权的后患。当时机成熟时，他又用一杯毒酒药死了此时已经是其女婿的汉平帝。平帝死后，王莽作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此时的王政君才真正看透侄子的狼子野心，但为时已晚。当王莽向她逼要玉玺时，她愤然掷玺于地，却也于事无补。王莽当上皇帝后，种种倒行逆施接踵而来，托古改制，下令变法：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等。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