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历史好的分析下长点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二、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王政复古"后，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而且由天皇代表国家并直接接纳全日本人民的效忠，不会发生任何观念或理论上的困结。因此，日本官民极易接纳近代式民族主义的一些观念，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从事"富国强民"的事业。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结构下，其官吏都是世袭的藩侯与武士，一般工商农人虽可入学读书，但不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贵族中凡出仕任官管理民政者，常具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做其本份内应做的事。其他人士也在其固有的职位上勤奋努力，并无僭越本份出仕任官的观念。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本位观念"的风气。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藉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权位本位"的风气。
"本位观念"的现实目标，常常是多做事，而"权位本位"的目标则常是多做官。在适应近代社会与从事崭新的建设方面，前者显然是有利的，后者是不利的。

四、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五、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在上述缺乏领导中心与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下，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清代同光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失败成功的各项决定性因素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孤立的观点着眼。因为像这样两个国家民族在近代时期内全国适应西方新世界的过程中两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动和反应，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互为连锁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就两国自强运动内外发展的动力为线索予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最直接影响其反应措置的一项密切因素，实为当时两国政制结构与政治环境两项因素。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均应置于次一层次的考虑之内。

究其原因，可分两种：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阻挠。
首先来说封建主义的压迫。
推行洋务运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忻、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他们虽然掌握一定的实权，但是在朝廷中有为数不少的大臣官僚、士大夫反对他们的主张，生怕洋务运动的发展危及他们既得的权势，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舆论上多方钳制和阻挠。主要是顽强派和清流派。在顽固派看来，“自强”主张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代表人物有倭仁、徐桐、李鸿藻。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很深远的社会基础。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于是就百般抵制，深恶痛绝。慈禧太后为了独揽大权，就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忻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忻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两派的斗争在60年代后期开始激化。其中大的争论是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以及1880年修建铁路。清流派代表人物李鸿藻，也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后来他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
对于这次运动，这一时期的实际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态度非常重要。慈禧被一些史学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却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她大量信任、起用了一批洋务派官员。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她曾为倭仁阻挠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一事责难倭仁，也曾为遭到顽固派咒骂的郭嵩涛鸣不平。但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该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等：她贪权，为了独掌大权，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段，利用顽固派、清流派牵制洋务派。无知、私欲、贪欲，直接影响了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说明她仍缺乏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所以在这么一个掌权者的统治下，洋务运动难以大刀阔斧地前进。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曾写到“洋务运动属于反动路线一边它是一次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一次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发动的卖国运动。”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反动的，为镇压人民革命，但在促进科技引进，人才培养及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等方面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有可取之处。洋务运动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的一面。
洋务运动本身的封建性和腐败性也使洋务运动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诸如企业的衙门化、官僚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现象相当严重和普遍，这就自我窒息了洋务事业的发展，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它是在列强用炮火强迫打开中国大门后，由开明的地主官僚们发起的，先以“自强”为口号，发展军事工业，后来在财力不济时，打出“求富”口号，发展民用工业。但是这些工业都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难以进行完全资本主义的生产。军事工业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和性质；训练新式陆海军是洋务运动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洋务派官员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教习，极力扩充军队，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例，到1865年底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骤增至5万余人，而且“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四营，但是不断增强的兵力由于清廷的腐败、投降卖国，而在列强侵略时不堪一击；洋务事业的又一重要措施是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且以北洋水师为主力，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可是这支海军由于清政府腐败，海军军费挪用、指挥失误、避敌不战等因素，在甲午之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彻底击败。这都是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决定的。所建的近代民用企业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它们被封建官僚所控制，难以摆脱封建束缚。以官督商办企业为例，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长期封建经济的束缚，社会生产力低下而且发展缓慢，而封建顽固势力又百般阻挠和抵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致困难重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却是用“西用”来捍卫“中体”，既包括用西方先进火炮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以捍卫被革命浪潮冲得摇摇欲坠的封建朝廷，又包括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的不断要挟恫吓，有必要用西艺、西技增强清廷的力量，以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文化政策有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用，其消极因素也是
非常明显的。当西学的引进及传播逐渐深化之时，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政策也就开始成为限制、阻碍西方思想传播的障碍。一旦违背了洋务派只要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要西方政治思想的文化选择原则，那么他们宁可放弃“西学为用”，也要维持“中学为体”。1881年洋务派撤回留学美国的学生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派往美国学习的学生们受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行为上背离了儒家的礼教之后，洋务派便和顽固派站到一起，对学生横加指责。他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能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防范，洋务派不等他们完成学业，便将他们统统赶回国内。至于在国内各种学习外语及科学技术的学堂中，洋务派更是以各种封建思想和规定，严格限制学生的思想与行动自由。到洋务运动后期，中体西用已完全成为洋务派用来维护封建思想的口实。中体西用本是洋务运动用以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文化政策，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也就决定这一政策在知道洋务运动所造成的混乱，表现为先进的军事设备的引进与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的不协调，最终导致甲午海战的失败；表现为先进的机器和大生产与腐败、落后的经营方式的不协调，最终是封建的经济体制压制了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表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同落后的儒家思想伦理之间的不协调而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记性发展；表现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闭关自守的、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与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它说明，“中体西用”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整合方式。洋务运动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困境。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即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的时代使命，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日程。
社会的大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力量不可估量。但是洋务运动的实施者局限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相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那种自上而下、举国发动的改革而言，实在人力过于薄弱了。而且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方面，由于一种脱离，也没有形成举国的支持。
而在外部，帝国主义的阻挠也相当严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决不会愿意也不可能允许中国通过兴办洋务强盛起来。因此，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又不断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侵略和控制。而洋务派的某些重要首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又多是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没有国家的独立，不能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求强”、“求富”的愿望也就只能落空。比如上面提到的官督商办企业，在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外国侵略者又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利益，利用获得的种种特权，极力排挤和打击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在这样的内外夹击中艰难发展。至于军事方面，甲午海战更是显现了列强的态度，先是反对丁日昌炸舰沉船以免资敌的命令，英国顾问浩威又在丁日昌死后假托他的名义起草降书，缴出残余战舰十一艘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向日军投降。这就是洋务运动中雇用的外籍教官。
所以在这些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阻挠下，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

明治维新是日本国内实权派，执政派坚决贯彻实施的，最主要的是改革的彻底

中国洋务运动主要就是办工厂，造些枪支器械，只能算是小打小造而已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大多将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

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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