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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创新是国家、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而制度创新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正是从制度创新入手，全面创新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制度创新
我们的创新型国家战略正在全面展开。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创新战略，人们非常有必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创新和创新战略，高度重视制度发展，深刻认识制度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发达国家成功施行创新发展战略的实践，都与其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创新体制密切相关。科学理性的精神文化、发达的技术条件和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对宽松、民主和稳定的制度环境等，是创新型国家所共同具备的要素特征。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系统化程度非常高的系统。而制度、体制因素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关键要素。
一、制度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本文所讲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规范化、秩序化过程及其结果、形态。好的制度发展本质上应当是诸多构造性要素以及上述各个关键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并良性互动的过程。那些要素缺失、各领域相互掣肘的恶性的制度过程，则被称之为制度停滞或制度衰朽。
作为上升过程的制度发展总是由创新来推动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改革、调整既有制度，必要时重构新制度来适应新技术和新观念影响下深刻变革了的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提供高端平台和现实基础。制度创新在发展中的地位非常关键，因为创新的思想和技术如果不能继之以制度上的巩固和支撑，被湮灭的可能就始终存在。
古代中国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卓越的发明创造由于封建制度的停滞和衰朽而窒息死亡，未能传世并成为进一步创新的基石。中国衰朽的封建制度下，政治伦理至上，它支配和吞没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领域，形成高度合一的畸形、“超稳定”的社会，理念创新多被视为政治威胁，技术发明都被视为奇技淫巧，来自领域之外的政治高压裹挟了经济与文化，使其不能够充分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价值原则来自我发展。
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创新型国家战略，引进和培育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良好的组织和规范，或日优良、成熟的社会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多数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部分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尚处于前现代阶段，一些陈旧的制度残余尚未完全消亡，诸多亟须规范的社会领域还存在制度的空白。凡此种种都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差距不仅是数量与质量上的，更是一种整体性的差距。这也同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多地通过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来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事业的前进。否则，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多的政策扶持都不能从根本上与落后、僵化和残缺的制度安排相抗衡，都不能产生理想的技术创新成果。
历史上封建陈腐的制度曾极大地钳制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努力，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整体的停滞和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迅速拉动了思想观念更新和科学技术革新。但是，由于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洗礼，中国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还是传统的，加之苏联高度集权模式的长期影响，我们的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祛除制约创新思想和行为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深刻变化，适宜创新的社会生态正在形成。但也应看到，中国的创新努力在受制于制度僵化和不适的同时，也受制于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比如众所诟病的学术造假等现象，既与现有科研体制的弊病有关，也与外在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内在的道德规范的缺失、不成熟密切关联。
因此，在中国推行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在加大投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大力创新制度，以收标本兼治之效。没有制度创新所营建的良好的社会生态，没有对创新行为的卓越的组织和规范，国家投入创新领域的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也不可能产出最高的社会效益。二、我国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部领域，以及从思维、行为、制度和器物等全部层面上广泛、深入影响社会的现实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始终在自发地生成秩序，政府则是在市场生成秩序的基础上自觉地生产秩序。市场、政府生产秩序带来特定制度环境的存续。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力量微乎其微，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及其生成的政治瓶颈制约了社会整体的发展。为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以政治发展为突破，通过革命打破旧制度，或通过改革完善既有制度这么一种途径来展开的。
革命是破坏性的，它通过在特定的时空内集中地释放能量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改革则不然，它是建设性和积累性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创新、反思和调适的过程才能最终使新的、合理的制度从根本上取代旧的、不合理的安排。1950年代前，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创新。经过波折，始于1979年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主题。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以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扫清了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又从根本上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打开了制度的瓶颈。
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知识的生产，并且促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国力。知识的生产和管理有其自身独到有的规律，具体体现为：1知识的获取和创新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它从本质上讲是趋向自由的探索性活动，这就需要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和自由思考的氛围；2知识创新不仅涉及认识领域人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实践领域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后者所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制度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也可能遏制知识创新，关键在于是否让过多不相干的东西干扰认识活动；3知识创新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对社会生活发生牵引作用，如果社会不能及时地认可、吸纳和适应它，它就会因失去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而停滞不前；4知识创新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它是包括器物、行为、制度和理念在内的文化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近现代以来又表现为不同类型文化间交流和碰撞的结果。
为了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直接目的，政党政府对知识生产和转化的组织与管理就必须有所突破。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就要努力践行“三个代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有效地引领和推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正如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仅是科技体制改革那么单纯一样，领导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也必须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人手，要结合社会发展宏观层面与创新主体微观角度通盘考虑。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中，一方面，是要继续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弊端，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不仅要从政策上，而且要下决心从具体制度上清除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创新事业发展的种种阻碍，并营建有利于该事业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只有完成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才能尽量降低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才能将旧体制下原本被闲置或浪费的大量社会资源配置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去，投入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去。才能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从而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创新型的民族、创新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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