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标志。它起因于杨秀清对洪秀全权威的挑战。
东王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奠基人之一。从金田村到武昌，从武昌到南京，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直到太平军第一次击垮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杨秀清绝对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全局指挥者。他还是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从1848年到1856年，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共代天“传言”近三十次，绝大多数是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稳定了军心、民心。这些“传言”内容庞杂，有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有假借“天父”名义“识奸”与“杀奸”的。在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前，杨秀清的“传言”对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种方法让太平军将士觉得“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太平军早期真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跟定上帝去杀“妖魔”，几乎所向无敌。
但是，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壮大，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日益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往往以“天父”的名义审人、杀人，或斩首，或五马分尸，或“点天灯”，使太平天国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对天王洪秀全来说，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到南京后，就种方法就完全成了杨秀清搞特权最有效的手段。即使对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杨秀清也敢借“天父”的名义把他捆起来打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也是对杨畏惧有加，每当杨秀清“表演”时，他们都跪伏屏息，汗流满面，惟恐东王以“天父”的名义把自己杀掉。
在1855年颁布的《行军总要》中，杨秀清基本把自己当成“天父”，“生而知之”的神人，忘了他是太平天国的老二了。早在1853年底，洪秀全虐打后宫嫔妃，杨秀清看不过去，就佯装“天父”附体，传言表示了对洪秀全的不满。洪知道自己要赖杨秀清扶持，只好当众允诺了杨的要求。不久，军中有被掳百姓出于好奇心，偷偷溜进洪秀全的营帐，在夜间偷窥洪与妃子们的房事。洪秀全发现后，立刻把那人绑起来，在自己帐前杀头。杨秀清又不高兴了，就以“天父”传来责斥洪秀全：“你与众兄弟一起打江山，杀人大事，为什么不与四位兄商量！要重重罚你！”洪秀全无奈，只得跪下认错，表示愿打愿挨。北王、翼王等人也跪地求饶，表示愿意代替洪受杖责。杨秀清才罢手了。
定都南京以后，太平天国一切军国大权都掌握在杨秀清一人手中。大事小事，都要禀告东王府才能实行。杨秀清不仅高高在上，出行时也大讲排场，要有近千人随从。指挥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觉得“九千岁”的称号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了，便又咣当一声倒地，然后伪称“天父”下凡，传唤天王洪秀全，当着一大批高级官员的面以“天父”的身份训斥洪秀全说：“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如此大功劳，为什么只称九千岁？”洪秀全只得跪下回答说：“东王打江山，也应该称万岁”。“天父”听后，满意得笑了，说：“这样就好，我回天堂去了。”
但是，洪秀全没有立即封杨秀清为“万岁”。他假装为了郑重其事，要等下个月，即9月23日杨秀清生日时，当众正式封东王为“万岁”。杨秀清也想借此抬抬洪秀全，就说：“我当万岁，尊你为万万岁。”洪秀全故作欢喜，二人尽欢而别。
太平天国在当时是“新事物”，与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大相径庭。各个王朝的“万岁”只有一个，就是皇帝。但在太平天国中，“主”有五位，“万岁”有八位。“五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耶酥“救世主”，洪秀全“真圣主”，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幼主”，杨秀清“赎病主”。洪秀全本人也承认：“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由于劳苦功高，杨秀清在被杀前有“三帅一主”的封号，即禾乃帅、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依据这种理论，杨秀清称“万岁”，并非僭越。太平天国八位“万岁”，刻在“太平玉玺”之上，上有“八位万岁，恩和仁辑，永定乾坤，永锡天禄”等字。这八个“万岁”，除上帝、基督、洪秀全、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以外，应该还包括洪秀全另外两个儿子洪天光、洪天明，以及杨秀清、肖朝贵，加起来就是“八位万岁”了。早在1852年写成的《天条书》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酥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圣神风”和“圣灵”都是杨秀清，可见他在教门中的地位之高。另外，洪秀全也曾写道：“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天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三位同是一脉亲。”
由于他们公认为只有“天父上帝”可以称“帝”，所以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都只称“王”。当然，在六王之中，洪秀全的“天王”排第一，杨秀清的东王虽然是第二，但却能统管其他四王。依照拜上帝会的规矩，天王与其余五王是兄弟关系。他们尊耶酥为“大兄”，称洪秀全为“二兄”，并不称他为“圣上”或“主上”。洪秀全称杨秀清为“清胞”，称石达开为“达胞”，称韦昌辉为“正胞”。几个人吃饭时，也是一起坐着吃宴。
不论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如何之高，他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名义上仍然是位居天王之下的第二位。如果他甘心于这个二把手，天王心中就能容纳他。如果他想与天王平起平坐，历代君王都不会允许类似事情发生的。于是，他的骄横与目无天王，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
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是让韦昌辉杀了
杨秀清是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所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