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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看过注解，挺长的，没记住！
治理的意思吧
治理
管理
管理之意。
治国之道
管理的意思吧一般不是都说文治武功吗
君当政的时代，他大概这句话不等他说完，后边就会被打断，甚至于被拖出关押，乃至于杀头，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我说大臣能够据实直言，痛陈社会积弊，应该说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大臣才敢这样讲话，知识分子或者说政论家才敢这样讲话，当着形势比较危急，政治高压临头的时候，大家都会悄悄地闭上自己的嘴巴。这是贾谊议事。晁错呢，在分析汉文帝时期的形势，特别留意社会的根本治安大计，提出了要推行“削藩策”，那么他在讲到削藩政策的必要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区别就在于你早一点实行削藩政策，那些想造反的诸侯国，它还没有准备好，将逼迫它提前造反，造成的祸害要相对小一些，如果你推行的这个削藩政策晚了，他们养成的势力将会更为强大，后来造反祸害将会更大，这样的一番痛陈利害的话，特别是在皇帝和宗室，诸侯王之间来做这样的利害分析，其实也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在这个的背后，将会导致对政治权势人物的实际利益的伤害，也正因为如此，晁错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已经预见到晁错将不得好死，其中就包括晁错的老父亲在内，晁错的父亲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一听到京城的人对晁错的议论，都对晁错很不满，晁错的父亲就制止自己的儿子，不要再用这种过于强直的语言和政治风格来分析政治问题了，他提醒儿子，说你这样就很危险，结果晁错对自己的父亲回答，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刘氏宗室的安宁，我不得不这样做。他父亲非常失望，说了一句话，你这样做下去，刘氏安矣，晁氏危矣，说刘氏的天下是安定了，咱们晁氏就倒霉了，并且他父亲预见到他儿子按照这种思路来处理问题，将来必定身遭大祸，所以他有句话对他儿子说得非常明确，说我不忍心活着看到晁氏倒霉，我要赶在大祸临头之前，我先行自杀。他父亲自杀了，这其实他父亲是用自杀的这个方式，给儿子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晁错依然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自身利益，依然坚持上了削藩策，当然后来的事情也许大家，在座各位都清楚，随着削藩策的推行，吴楚七国叛乱的爆发，晁错被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处死，应了晁错的父亲日前所发出的一种预警。孙：我想晁错并非不知道这种问题的存在，但他依然去做了，这是心怀国家，心怀社稷大计，这也就是说善于谋国却不善于自存，从个人而言，是他的一个悲剧，如果从世人应当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而言，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人表达一种敬意，另外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就是贾山。贾山有一篇名篇《言》，他是引秦朝灭亡的教训，来给汉朝的统治者上课，希望他们搞开明政治，这篇这个《言篇》，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论名作。讲到这里，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汉朝文景之治的出现，从执政理念上，我强调他们君臣之间的那种和衷共济，那种忧患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那种务实求治的执政理念。???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期君臣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这应该是文景之治时期我们应该给与突出的一笔。一讲到汉文帝的德政，历史学家都会强调他在减轻刑法方面做了许多事情，我简单地罗列一下，他废除了几个著名的酷苛的法律，一个是废除肉刑，再一个废除诛连刑，第三个呢，他废除了诽谤法与妖言罪。孙：我特别留意他对诛连刑的废止。因为此前有一种习惯，其实是为了加强刑罚的恐怖性，当这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给与惩治，还要诛连他的家属，有时候诛连的范围很广泛，这对于制造恐怖气氛是非常管用的，孟德斯鸠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那么古代，中国古代推行已久的诛连刑就带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不仅以惩治，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本人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大肆的诛戮来强调违反国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应该说，我们应该感谢汉文帝这样的一代明君，他下达了一个诏书，让群臣协商废止诛连刑，可是就在他的诏书下达之后，当时的两位宰相，周勃、陈平以及朝廷百官，协商之后居然有个答复，说这个诛连刑的实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必定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汉文帝第二次下诏，一定要废除诛连刑。我想在这一点上，汉文帝的这种理性精神，甚至我们可以讲成一种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尊重。再一个我还想说，他明确地下诏废止了这个妖言罪和诽谤罪。妖言罪与诽谤罪是典型的思想罪，废止的目的是什么呢，汉文帝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古圣王，朝廷之上设有诽谤之木”，是主动地征求臣僚对朝廷政事得失的意见，希望大家提批评意见，这对国家改良政治本来是一个好事，说现在存在着这个诽谤罪、妖言罪，那么皇帝想听大家说真心话，大家就会心存顾忌而不敢讲，所以他说，现在要予以废除。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是汉文帝推行开明政治，废除一些酷苛立法，做的非常好的一些事情。孙：除了这些具体的案例之外，我觉得汉文帝这个时期在刑制改革上，他还有两点非常难能可贵，就是从他的对法律的看法上，或者叫做法律思想上。第一点呢，他承认国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这个事情是在谈到废止诛连刑的时候他提到的。说一个好的法律应该是引导民众的，说只要国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会欢欣鼓舞，百姓就会愿意顺从，可是现在存在着一些不正之法，这些不正之法，实际上如果再不给与废止的话，将是以不正之法来迫害民众，这是害民之法。我觉得一个皇帝能够从这个角度上提出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不正之法”，害民之法，这个皇帝太值得尊重了。另外在汉文帝这个时期，在法律的指导思想上，还有一条，就是说在实际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罪疑者予民”，这个是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最后的一个赞语里边，所谓“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个人，他可能是某个案件的涉案者，他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证据不足的时候，宁可就按照无罪来给予赦免，这其实这种执法思想也是所谓的“疑罪从无”。可以说，后世有这样的一个概括。直到现在，依然是讲究法治的国家在坚持的一个原则。汉文帝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的17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千多年了，那在那么早的时间里边，从执法思想上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要求，这样的一种概括，我觉得真是中国古代文明相当值得自傲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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