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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曾经出现过不少“盛世”。人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和社会繁荣。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唐代的盛世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年）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再度出现盛世。天宝（742—756年）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这就是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旧唐书·孙伏伽传》）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教戒太子诸王》）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硅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政策（《贞观****·务农》）。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君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体》）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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