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古今历史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进行的阶级斗争，用残酷、血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的例子比比皆是，联系到晋朝的司马氏，人们会立即想到八王之乱，似乎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仅仅是司马氏家族的内乱，实际上任何隐藏在这些家庭内争的背后，都是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争夺。八王中除了司马伦外，大都是品行优秀的人。
司马氏在八王之乱中的楚王、成都王、长沙王等都是代表了各个地区的地主阶级利益，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岁数不到三十岁，都是被各地的地主豪强胁迫卷入了各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比如楚王是受部下牵连，本无意争夺权力，但是手下人与卫瓘有仇，利用宫廷矛盾陷害卫瓘，结果连累汝南王、楚王无辜遇害，楚王在百姓中很有声誉，但是他年轻没有政治经验，遇害后百姓甚至修庙纪念他。赵王年迈昏庸，毫无主见，信任宠臣孙秀，利令智昏称帝篡位，军国大事也完全都被孙秀操纵，人们只知孙秀不知赵王。齐王反对赵王篡位，赵王被免为庶人幽禁。孙惠给齐王的上书中称他率领三百人起兵反对赵王，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规模，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这是因为在晋朝解除了天下武备，军队的规模不大，后来长沙王也是只率领百余人逃入皇宫，联合宫廷势力对抗齐王。所以当时的战乱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对人民的危害不大。在反对赵王的战争中，代表河北地主阶级的成都王功高而不骄，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齐王专权，擅自立清河王，偏向东部地主阶级利益，引起了代表西部权贵的河间王不满，上书要求齐王退位，齐王的部下拒绝王戎的意见，并要抓捕长沙王，长沙王王势力小，甚至比三百人要少，于是和原赵王的党羽，外戚羊玄之等联合对抗齐王，并在京城占优势地位，打败并逼死了齐王，从此羊玄之挟长沙王把持朝政。晋惠帝的羊皇后是赵王、孙秀所立，在宫廷也很有势力，和贾后一样干预朝政，她的亲信陈轸曾经挟晋惠帝和百官攻打成都王，晋惠帝去世后，她要立清河王，被华混阻止，她后来还成为汉赵政权刘曜的皇后，依然干预朝政，表明她还是有很大政治势力的，也算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羊玄之等人打击河间王、成都王势力，引发战乱，成都王联合旧日齐王的亲信陆机兄弟和河间王的部队讨伐羊玄之围攻洛阳，表明羊玄之依仗着羊皇后是在朝廷实际掌握权力的，城中饥困，东海王传记载，众将把长沙王囚禁起来，强迫东海王上奏罢免长沙王，后来又担心忠于长沙王的亲信劫狱，把长沙王送到张方那里，长沙王遇害，全军为之落泪。河间王上奏废羊皇后，罢免皇太子清河王，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虽然品德高尚，但是也是年轻幼稚，史书说他“行美而智昏”，只是由于对卢志信任重用，为人敦厚仁慈，所以深受天下的爱戴。
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后期主要表现在中部和西部地主阶级联合对抗北部和东部的地主阶级，只有南方的地主阶级没有卷入内乱，相对稳定，为后来地主阶级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打下基础。北方政治斗争的形式上是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而东海王兄弟和范阳王、王浚联合的两大政治集团对抗。在范阳王的集团中，刘舆、刘琨兄弟起主导作用，范阳王集团在河南与河间王的亲信刘乔交战，刘乔在讨伐的檄文中称“范阳王被刘舆兄弟挟持”，而且范阳王兵败退到河北的时候，也是刘琨劝说温羡把冀州刺史让给范阳王，并且由王浚向朝廷推举范阳王任职，并派八百鲜卑骑兵支援他，可见范阳王也是被豪强割据势力操纵的傀儡。在北方的宗室中，只有新蔡王司马腾势力最大，《魏书》载：他联合北方的鲜卑骑兵多次打败支持成都王的匈奴部队，迫使他们南下。当时他的兄长东海王司马越是东部集团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废除了三族的酷刑，他代表东部地区地主阶级利益，在他指挥下打败了中西部地主集团，控制了中央政权。但是由于晋惠帝和范阳王去世，京城政局动荡，关键是刘舆又杀害了成都王，引起忠于成都王的部队强烈反抗，就象成都王临死前问的，“吾死后，天下安乎不安乎？”以后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刘渊、石勒等，很多都打着为他报仇的旗号，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朝廷的战争，比如汲桑和石勒就载着成都王的神主作战，叩拜请命。再加上蜀中平原的李氏的氐族武装，这些中西部集团的武装力量，后来建立了汉赵、成汉、石赵等政权，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最初代表了比较进步的、开明地主阶级，后来被少数民族中有割据野心的贵族利用。
东部的豪强势力中东海王是领袖，他的兄弟司马腾和司马模分别是邺城和长安的守将，但是他们在镇压成都王部队的同时，并没有团结中西部的地主豪强，刘渊南下后，造成了对洛阳首都的直接威胁，而此时新蔡王司马腾的盟友鲜卑远水难救近火，无力支援他们，司马腾在邺城被杀，固然有他不体恤部下的原因，主要是当地豪强和武装不支持他，同情成都王旧部，这是因为成都王在当地有很高声誉。以后东海王联合王浚、苟唏击杀公师藩、汲桑。石勒逃到山西依附刘渊，但是没有受到重用，否则也不会冒险自己招降了两支队伍，一路南下打到南阳和荆州，而北部的王浚割据自立，不积极救援洛阳，东海王南下许昌追剿石勒，不久东海王和苟唏发生矛盾，在东海王病逝后，苟唏只是南下进攻东海王部队，进行内讧，刘曜、王弥的部队乘机进攻洛阳，并让王弥的弟弟王璋联合石勒去进攻苟唏，《晋书》石勒转记载他屠杀东海王旧部不真实，石勒对王如的人马都忌惮，在江夏时死于瘟疫、兵败的士兵占大半，是被迫放弃渡江计划北返的，根本无力打败东海王的部队，他北返的行军方向是西北，攻占南顿、许昌、阳翟，驻扎在阳翟（今河南禹县），他也没有参与进攻洛阳，而是和王璋去进攻徐兖。洛阳失陷不久，长安也被攻占，南阳王司马模被害，随后苟唏也兵败被擒，晋朝的东部集团遭到失败，大部分南迁到江南。
原成都王的旧部控制了中东部，石勒袭杀了东部的割据势力王弥，控制了东部，刘聪占领了中部，他们打败的东部北部地主豪强在失败后，一度收复的西部关中地区，后来也被刘曜占领。刘渊、石勒建立的政权主要依靠的地主豪强，他们大都忠于晋朝，尽管联合少数民族部队对抗敌对的集团，但战争结束后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加剧。刘聪控制的地区不大，只有四十三万户，二十万落，但是军事力量在解除军备的晋朝中占优势地位。由于绝大部分官僚百姓都忠于晋朝，刘聪集团又实行了一系列暴政，残害晋朝皇室，引起广大晋人的仇视，他们不久就推翻了匈奴政权，靳准顺应民意，向晋朝称藩，称天王，石勒趁机占领了中部地区，刘曜在西部改国号抛弃了汉旧号，与石勒关系恶化。石勒吸取刘聪的教训，在建立政权体制上采取谨慎态度，在攻占幽州平定王浚后，他重用了晋臣裴宪和王波，让他们制订政权体制，这两个人都是忠于晋朝的，他们帮助石勒建立藩王的体制，在统一北方后又按照靳准称晋藩天王的体制，石勒称天王。他的政权中的裴宪，后官至司徒、太傅；石朴，官至司空；卢谌，官至中书监；王波，官至尚书仆射，他们都是忠于晋朝，石勒为了联合笼络他们代表的广大汉族官僚，采用了晋藩的体制，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
北方自八王之乱开始的动荡、战乱暂时平息，人民得到短暂的休养生息。“八王之乱”是古代史学家对西晋末期动乱的定义，尽管当时由于晋朝解除天下武备，规模不大，比如罢免杨骏的政变，总共诛赏三百人，汝南王、卫瓘、楚王被杀时，也不是大规模战争，讨伐赵王伦、孙秀的战争中，尽管史书说仅杀害十万人，但是主要进行作战的是成都王的部队，在决战的地方黄桥共约八千人战死，总的伤亡人数不会超过十万。齐王被害时总共有两千人死亡，讨伐羊玄之的战争，史书说前后斩获成都王部队六七万人，直到以后陈轸奉帝攻邺，以后的东海王西征，军队都是最高十万多人，如果排除双方虚张声势，史书的夸张因素，这些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晋朝诸侯的武装不多，进行战争中往往还有很多志愿的民兵参加，具体人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准确的记载，比如齐王、长沙王亲信部队只有不到千人；而刘琨、田徽只带着八百鲜卑骑兵就支援东海王，打败了刘乔；王浚遣刘根带领三百人，进攻成都王部队，在河桥打败王阐，刘琨后来给石勒的信中说石勒如果有五千骑兵就可以横行天下，这固然是赞誉之辞，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规模不是很大，直到后来桓温北伐也只是率领五万人，这都是晋朝统一后解除天下武备造成的后遗症。
即使如此，当时建立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大都向晋朝称藩，或在形式上同东晋保持友好。当时的汉族百姓无论是自称，还是少数民族对他们的称呼都依然为晋人，那些少数民族有的自称国人，而晋人中包括广大官僚在内大都还奉晋朝为正朔，比如前秦的王猛、夏国的王买德等，当时晋人对少数民族贵族的称号十分敏感，因此他们视少数民族贵族称帝为叛逆，比如石勒称晋藩天王，他一度和晋朝保持友好，始终没有称帝激怒自己政权的晋人，但是石虎即位后，他首先称居摄天王，两年多后即位为真天王，但是直到他即位十多年后的永和五年才称皇帝，立即引发了民族冲突，石虎因惊吓恐惧不久就死了，石赵政权很快就瓦解。前秦政权也类似，苻坚即位后，他听从王猛等忠于晋朝的晋人建议，去除帝号，改称晋藩天王，在政治上笼络晋人，并施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所以统一了北方，但是他不听从王猛晋朝是正朔，不要进攻东晋的告诫，结果也迅速失败。后秦的姚兴开始也称帝，后来也降帝号为王，并且和东晋友好，割让十二郡给东晋，鲜卑族的代国长期使用晋朝的封号，后来似乎也有一段时间称天王，直到占领中山、魏郡后才改国号为“魏”。燕国的慕容氏祖辈长期称晋藩，直到后来入主中原，以为很快会一统天下，看到苻健称帝，所以也跟着称帝，结果原来向他们臣服的很多晋臣倒戈，后来慕容氏退回辽东后，慕容盛也改称天王，其后的高云、冯跋等都称天王。在河西的八国中，向晋称臣的有前凉、北凉、西凉、西秦、仇池，另外吐谷浑向西秦称臣，间接从属于晋朝，后凉吕光按照晋藩天王建立政权，南凉也没有与晋朝敌对，而且后来因为不信任晋人导致首都失陷，遭到失败。不能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这些封建史观来认识两晋南北朝历史，还是要从阶级背景和民族背景分析当时的历史，要从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来认识当时的社会变迁。
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永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曹魏时代，曹爽当政时，有者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姓之手。之后，司马氏果然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事在司马氏皇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公元265年，晋武帝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
公元277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
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
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诸王多少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晋武帝完成了分封宗室诸王的政治计划，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氏的统治由此稳固。其实反而种下了祸根。
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
八王之乱是中国在西晋时期，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
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为：
| 汝南王 | 司马亮 |
| 楚王 | 司马玮 |
| 赵王 | 司马伦 |
| 齐王 | 司马冏 |
| 河间王 | 司马颙 |
| 成都王 | 司马颖 |
| 长沙王 | 司马乂 |
| 东海王 | 司马越 |
